潮州素有“海滨邹鲁”的美誉，历史上潮州科举兴盛、人才辈出、文教繁荣。但到了19世纪，潮州社会动荡不安，韩江水灾、吴忠恕起义、宗族械斗等一系列天灾人祸，使潮州境内一度陷入统治无序的状态。这一时期，潮州难以治理、风俗败坏等问题，一度引发了潮州官员及本地乡绅的讨论。对于这方历史上称为“海滨邹鲁”的地区，社会风气在晚清时期经历了什么样的转变？该如何进行“教化”？这一番讨论，使潮州知府黄安涛的《潮风十首》成为焦点之一。

黄安涛是浙江嘉善人，道光五年至八年间（1825-1828）任潮州知府，《潮风十首》是黄安涛行将离任时所作。他在诗的序言中说：

潮州夙称易治，今非其时矣。民气悍憃，习尚浮嚣，盖有条教所莫能施，礼法所莫能禁者。予视事三年余矣，栉沐风雨，剸决簿书，不敢怠荒。卒鲜毗补，循省之次，用深感喟。举凡可戒可斥、可伤可惩、可哀可怜、可恶可讽，可儆可叹者，如白傅秦吟之数，成诗十首，命曰潮风。

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当时风气的急剧转变怀着复杂的心情。黄安涛的警示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却在半个世纪后成为曾继渠等潮州官员治理潮州的重要参考依据。《潮风十首》为组诗，共十首，每首诗都对应一个社会问题，即是作者文中所指的那些“条教所莫能施，礼法所莫能禁”的十个陋习。本文节选其中“械斗”“顶凶”“赌博”“鸦片”四个问题略作展示：

打怨家，惩械斗也：潮俗强悍，负气轻生，小不相能，动辄斗杀，名曰打怨家。非条教所禁，口舌所谕，势已积重，官则权轻，威克允济，区区补教奚为乎？是宜何如惩也!

打怨家，有何怨？有怨何不诉官衙？睚眦辄尔兵相加，壮丁在前老弱后，藤牌鸟枪卒然凑。今日斗，明日斗，彼洞胸，此绝脰，一哄纷纷如怒兽。杀人者谁莫穷究，官来弹压空寨逃，祠堂屋宇点火烧，出此下策真无聊。亦有调停两和怿，反复无常旋构隙，小惩大戒终何益？鸣乎!安得十万糗粱三千兵，制事许以便宜行，三月以往可使蛮村慑伏民无争。

宰白鸭，悯顶凶也：潮俗杀人，真犯辄匿不出，而被诬者又恇怯，不自申理，率买无业愚氓送官顶替，贪利者罹法网焉，名曰宰白鸭，是可悯也。

宰白鸭，鸭羽何褵褷？出生入死鸭不知，鸭不知，竟尔宰，累累死囚又何辜，甘伏笼中延颈待。杀人者死无所冤，有口不肯波澜翻，爰书已定如铁坚，由来只为香灯钱（顶凶类多孤孑，所得身价，彼谓之香灯钱，以死后旁人为之接嗣，继续香火也）。官避处分图结案，明知非辜莫区判，街头血漉三尺刀，哀哉性命轻于毛。劝君牍尾慎画押，就中亦有能言鸭。

打花会，儆赌博也：潮俗赌风莫盛于花会，厉禁虽严，旋革旋复。盖诱以厚利，趋之者多，往往败家丧身，曾莫之悔，是宜儆也。

打花会，花门三十六，三日又翻覆，空花待从何处捉，一钱之利十倍三，奸巧设饵愚夫贪，一人偶得众人慕，坑尽长平那复悟。夜乞梦，朝求神，神肯佑汝，梦若告汝，不知厂中饥死多少人。初一起，三十止，送汝棺材一张纸。（打花会者，写此投厂，并按日存记厂中所开名目，故谚有纸棺材之语，谓好之者，必自毙也。）

罂粟瘴，叹鸦片也：向由西洋来，本取罂粟花脂熬膏而成。近日内地亦有种以射利者，流毒日广，有识者目为罂粟瘴，是可叹也。

罂粟瘴，难医治，黄茅青草众避之。中此毒者甘如饴，床头荧荧一灯小，竹简呼吸连昏晓，渴可代饮饥可饱，块土价值数万钱，终岁但供一口烟，久之黧黑耸两肩。眼垂泪，鼻出涕，一息奄奄死相继。呜乎!田中罂粟尚可拔，番舶来时那得遏!

诗中所列出的其他社会问题还包括了迁葬、养子、奢靡的生活风俗（嫁女、富家子）、掳掠人质等等。确切地说，《潮风十首》是黄安涛对当时潮州社会问题的调查总结。当中对每种问题都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对于方言、俗语如“白鸭”“花会”“纸棺材”等还有注解，方便读者了解。

黄安涛在道光八年（1828）的时候便已发现，这些习俗若无法及早进行根治，必然会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在随后半个世纪的潮州历史当中已然得到印证。乡村械斗演变成为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而赌博、鸦片问题也愈发普遍，成为毒害社会的根源。

在清代有关潮州社会较有影响的记载当中，清初有蓝鼎元的《潮州风俗考》一文，清末则有黄安涛的《潮风十首》。蓝鼎元任职于潮阳及普宁两县，内容上有所侧重。相较之下，黄安涛的这篇涉及的范围更广，较为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当时潮州的社会问题，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为晚清潮州的治理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同治十二年（1873），两广总督瑞麟指出当时的潮州“政治废弛”“教化不行”，社会问题严重。进一步陈述了四点主张：首先是“清吏治以服民心”，其次是“肃乡规以除积弊”，再次是“兴教化以端士习”，最后是“整赋税以裕经费”，将这四点视为治理潮州、正本清源的首要措施。由于这一时期方耀在潮州的“清乡”运动已经取得成效，社会秩序逐步稳定，因此瑞麟的这四点内容将教化放在首要，是同治、光绪时期治理潮州的指导思想。

光绪十五年至二十一年（1889-1895），曾国藩之侄曾纪渠担任潮州知府、惠潮嘉兵备道，期间，接连颁布了9道告示，共计60余项改革内容，进行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改革与整饬行动。这些举措上至官场风气、吏治、军纪，下至地方奢靡风俗、赌博、械斗、游神赛会，乃至杜绝收养螟蛉子（养子）、推行蚕桑等问题。

如果说黄安涛在《潮风十首》当中仅仅是指出了当时潮州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那么，这些社会难题，在曾纪渠等官员的实践中，已经有了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例如“族正”制度的推行。在各个乡村宗族中推选乡绅、族长充当“族正”“族副”，利用“族正”在乡村中的典范、权威来推行教化，约束宗族子弟的行为。

其次，流传范围广。

在传统中国的历史叙述当中，历史通常由官绅士大夫群体书写并流传。换句话说，历史上潮州的形象，主要是由在潮州任官的外籍官员群体，以及本地官绅群体所书写。外界及后人对于潮州的认知，也大多基于这些官员士大夫的著述。最有名的莫过于北宋陈尧佐的“海滨邹鲁”、唐代韩愈的“祭鳄鱼”，文教兴盛的形象一直在历代的历史文献中不断的流传。

黄安涛作《潮风十首》，最初仅仅是以资政、警醒为主要目的，是作为地方父母官的“用深感喟”之言，但随着此后潮州统治危机的出现，逐渐引起关注并迅速对外传播，流传甚广。

近代著名的历史笔记《两般秋雨庵随笔》最先全文转载了黄安涛的《潮风十首》，作者梁绍壬，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官至内阁中书。陈坤的《岭南杂事诗钞》一书也对《潮风十首》进行了大量转载，对当时潮州社会风气的败坏深有感喟，他先后在潮阳、海阳县任官，是19世纪50年代潮州社会动乱的见证者，而且与潮州知府吴均、海阳知县汪政等官员共同策划了镇压动乱的军事行动。到了清末，藏书家杨钟羲也将《潮风十首》收录进他的《雪桥诗话》当中。

除了这三部代表性书籍、著作的流传，19世纪80年代，有心人士将《潮风十首》加以凝炼，发表至当时国内知名报纸《申报》上。随后，曾纪渠也将他主政潮州六年期间所颁行的关于潮州社会改革的告示，先后刊登在《申报》上。借助报纸和士人群体的影响，潮州形象进一步拓展，深入到市民和商人群体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