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前，我从揭阳、潮州到汕头，一路呵（o1，窝）街卖书，美其名曰“乡音·乡土·乡愁——林伦伦教授《乡音萦耳》《乡愁入梦》新书发布会暨分享会”。三市五站：分别为揭阳作家书城、潮州朝霞书店、汕头妈屿蓝书房、合胜书店和鸿欣书城，跑了一周。

　　其中有一个环节是签名售书。其实，无论是主办单位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还是我本人，卖书不是真正的目的，而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前来听出版社责任编辑钱丹主任和我 “分享”这两本书的内容和写作目的，通过分享会宣传母语方言和优秀乡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的理念。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是来吆喝的，希望能启发和动员更多的人来参与，特别希望能引起更多的青少年的共振共鸣，大家一起为潮汕方言和乡土文化的保护、传承而努力。” 看来，此行的目的是基本达到了：每个书店都有数十人到百把人前来参加，从学有所成的教授、博士到热爱方言与乡土文化的普通群众；从可爱的幼童到七八十岁的可敬的大叔大婶都有，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的。

　　其实，我做母语方言和乡土文化的传承，是从2015年跟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韩山师范学院黄挺教授合作，主编《潮汕文化读本》开始的。韩师潮州师范分院林朝虹教授带领学校的老师和小学的教学骨干，从读本编写到实践教学，落地工作做得很好。为了使教师们能够更好地做好教学工作，我们办起了“乡土文化教学高级研修班”，坚持授课两年，培养了几十位教学骨干，她们在各自的学校里开展了方言与乡土文化的教学工作，收获颇丰。

　　潮汕是我的家乡，我愿意带领大家，深耕乡土，在这个小花园里挖呀挖，播下种子，并勤加灌溉与呵护，有朝一日，这些种子一定会发芽成长、开出争奇斗艳的花。

　　如果说，这次的“新书发布会和分享会”（包括签名售书）我个人的目的不是真正的“卖书”的话，那真正以收钱为目的而“卖书”的经历则是在30年前了。

　　1992年，我和恩师李新魁教授合著的《潮汕方言词考释》由我手写出版，印行2400本，每本定价14元，作者打折包销2000本。李老师垫付了书钱，出版社把书发送到汕头大学给我，由我一包一包送到汕头市的各书店寄售（一月一结）。最远的送到潮州的韩文公祠卖，而且销路最好，这与当时主持韩文公祠事务的曾楚楠兄的帮忙推销有关。那时候，我才是中文系的副教授，35岁的小萝卜头一个，但得到大家的关爱和帮助，曾楚楠大哥帮我扛书上山不说，还有来自北京的领导、全国各地的方言和地方文化学者都帮过我扛过书的，因为我带他们到韩文公祠参观时都随车带了几包书来卖。可以说，同是读书人出身者，对于写书、卖书（自费出书）还是比较同情的。

　　幸亏不久之后，及时雨来了，潮汕历史文化中心的首届潮汕文化研究成果奖（潮学奖）在1993年设立，《潮汕方言词考释》荣获学术研究类唯一的特等奖，奖金一万。大圆一万啊！再往前十年的话，“万元户” 就是“先富先光荣”者了。这真的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啊！我赶快把奖金及卖书所得悉数归还李老师，剩下的少量书我就珍藏起来，没有再卖了，后来分别送给了真正懂书并需要的同行，使书尽其值。

　　还有一次“卖书”的时间更早，那是1987年，至今36年了，如果不是要写这篇文章把资料找出来的话，早忘记了。严格地说，那不算书，是内部印刷资料。

　　1985年我从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后即到汕头大学任教，并开始在《特区青年报》、《汕头少年报》等报刊上发表一些带有诸如“葬在床头看娇妻，夜看夜买力”之类幽默故事的潮汕人学习普通话的短文，深受中小学生的欢迎。后来，当时影响很大、发行量超过十万的《学习之友》每期选登一篇，读者面就更广了。

　　1986年，余流、王永鑫（王笑）、陈基藩等老师策划成立了 “潮汕方言研究会”，我也忝列其间。诸位老师觉得我的这些小文章可读性比较强，有利于推广普通话，便建议将这些小文章收集起来，印成一本《潮汕人学习普通话》的小册子（内部资料），供会员阅读。后来，汕头大学书店的经理觉得可以拿一些去卖，一本给我几毛钱我现在也忘记了，反正最多补贴点菜钱吧。

　　而我之所以一到汕头大学就写潮汕人学习普通话的文章，则跟我读硕士时在李新魁老师指导下，与麦耘同学一起为广东电视台撰写《广州人学讲普通话》的小品脚本，并由电视台拍摄播出，颇有影响。后来，北京的语文出版社觉得这些文章不错、可读性很强，就拿去出版了，这是我参与撰写并正式出版的第一本著作。而我今天写公众号的文章，之所以能被大家认为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则与30多年前写作《广州人学讲普通话》《潮汕人学习普通话》打下的写作语言学科普文章功底有关，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