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中国人民用血肉之躯铸就抗战丰碑；80年后，我们循着历史的硝烟，走进那片被炮火犁过的潮汕大地。这里有从南洋归来的华侨青年——他们把金表、派克笔化作抗战经费，把“让妈妈时时刻刻见到我吧”的思念藏进母亲衣袋，把22岁的生命定格在澄海的甘蔗林；这里有并肩赴死的革命伴侣——他们在铁窗中用绝食抗争，用相互节省的口粮传递信仰，用“宁可牺牲也绝不做叛徒”的誓言让日寇的酷刑徒劳无功；还有无数把宗祠变阵地、把壁画当号角、把自家厅堂当堡垒的潮汕儿女——他们以赤子之心，在乌洋山、桑浦山、庵埠渡口点燃永不熄灭的抗战烽火。许英、郑松涛、蔡耿达、马雪卿……这些响亮的名字，祖国不会忘记，家乡人民不会忘记，值得我们永远铭记致敬！

　　今天，让我们循着《抗敌导报》的墨迹、礐石烈士陵园的青草、听涛亭的风声，重读这些用潮汕话喊出“中国抗战必定胜利”的英雄故事——因为他们的名字，早已化作潮汕大地最坚硬的骨骼，成为中华民族最滚烫的血脉。

      许英：南洋归来的抗战勇士

1940年1月2日，800余名日军分两路对潮安乌洋山一带发动扫荡。驻守在乌洋山一带的汕青游击队不畏强敌，坚决抗击。在坚持战斗3个小时后，因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游击队不得不借蔗林掩护撤退转移。此役，汕头青年抗日游击大队第三小队队长许英负重伤被送到后方医院，1月13日不治身亡。这位来自泰国的华侨青年，用生命书写了一段悲壮的抗战往事。

1916年5月，许英（又名许俊雄）生于泰国曼谷一个华侨家庭，祖籍澄海隆都后沟村。在成长过程中，受父亲许炳周爱国思想影响，许英与大哥许杰先后走上革命道路。

全面抗战爆发后，许英意识到自己对祖国、对民族负有的神圣责任，决心回国参战。1938年秋天，许英悄悄上了回国的船。临行前，他在自己一张4寸近照上题了一行字“让妈妈时时刻刻见到我吧”，偷偷藏在母亲衣袋里。

许英到汕头后加入了汕头青年抗敌同志会，并于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农村战时工作队第四队队长，开赴桑浦山麓开展工作。

在桑浦山麓，许英帮助农民干农活，教老乡唱歌、演话剧、识字，还将自己从泰国带回来的一块金表和一支派克笔卖掉换回五六十块大洋，交给组织作经费，老百姓和战友们都很喜欢他。许英严于律己，一丝不苟，埋头工作，连家书也很少写，以致他父亲病逝，家人也无法通知他。

1939年6月21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潮汕平原，汕头沦陷。1939年7月7日，在桑浦山的宝云岩上，潮汕青年抗日游击大队宣告成立。这是潮汕党组织在抗日战争中组建的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共有80多人，许英担任第一分队长（后担任游击队第三小队队长）。许英在日记中写道：“伟大的日子已经来到，我要用光辉的战斗成绩去丰富生命的史诗。”此后半年间，许英所在的队伍活跃在日军据点附近的青麻山至乌洋山一带。

1940年1月2日清晨，大雾迷蒙，驻潮州城的日军会同云步的日军，兵分两路袭击乌洋山阵地。战士们据守于乌洋山南面的战壕迎战。敌人的炮兵部队向游击队阵地猛轰，顷刻，整个乌洋山弥漫在炮火硝烟之中。由于敌军人数众多，敌我力量悬殊，游击队在数次交锋后不得不撤退。领导将掩护撤退的任务交给了许英分队。许英迎着敌人猛烈的炮火，直到撤退的同志都脱离敌人的火力网，他才命令分队向后转移。就在这时，一颗机枪子弹穿过许英头上的钢盔，击中他的前额，他倒下了。

战友们冒着危险将他从火线上抢救下来，送进后方军医院治疗。但由于伤势过重，战地医疗条件又十分有限，最终无法挽回许英年轻的生命。弥留之际，许英略睁开双眼，望着赶来看望他的战友们，用非常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半哼半念地唱起当时战友们都喜爱的《歌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唱完开头几句，他的眼睛再也睁不开了，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用这最后的歌声作为对战友的嘱咐，情景悲壮至极。在场的医务人员和留医战士，还有同病房的国民党军伤员，无不为之黯然泪下。这是1940年1月13日，年仅23岁的许英永远地离开了亲人和战友，走完了短暂而奋斗的人生历程。那块曾经被他变卖支援革命的金表，那支写满抗日决心的钢笔，还有那张留给母亲的照片，都化作历史的见证，诉说着一位华侨赤子的家国情怀。

为了纪念他，《抗敌导报》《普宁青报》和梅县《民报》都发表了悼念文章。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从南洋回国参加抗日的华侨青年、优秀共产党员，人民政府授予他“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他的灵骨也于1964年移葬于汕头市礐石烈士陵园（今汕头市革命烈士陵园），以供后人瞻仰。

      郑松涛：铁骨丹心的宣传骨干

1940年6月6日，澄海战工队骨干郑松涛在日寇屠刀下壮烈牺牲，年仅22岁。这位出身华侨家庭的艺术才俊，本可安享优渥生活，却毅然投身抗日洪流。面对日寇的权色诱惑，他毫不动摇；遭遇酷刑折磨，他铁骨铮铮。他的故事，是千万潮汕青抗会战士的缩影，闪耀着中华民族宁折不弯的脊梁精神。

1918年，郑松涛生于澄海县冠山乡一个开明的爱国华侨家庭，父亲郑肃恭是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与周恩来、朱德等革命先驱有所交往。家庭的熏陶为郑松涛埋下了救亡图存的种子。1930年，郑松涛往暹罗曼谷读书，毕业后回国升学，就读于汕头市礐光中学，后考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这位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心系家国的艺术青年，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带着满腔救国激情返回潮汕，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乡后，郑松涛全身心投入澄海青抗会的筹建。他家境宽裕，经常自掏腰包解决组织经费困难。为了绘制抗日救国的宣传壁画，他自费购买颜料、画笔，常常顶着烈日一画就是十来个钟头。为了筹备抗日宣传晚会，他一人兼任两部话剧的导演和主演，还要赶制道具，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他的演出感情真挚，总能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

郑松涛还带领少工队的小队员们开展抗日歌曲教唱、街头演出等宣传活动，既动员了群众，又为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1939年5月，汕头青抗会组织了一支以少工队员为主的抗日儿童流动剧团，郑松涛担任剧团队长，协同政治指导员吴南生带领剧团在潮汕各县巡回演出。在郑松涛的影响下，郑家也成了澄海青抗会和少工队的活动基地，队员们常在此食宿。郑松涛的母亲和家人不仅热情地接待同志们，更在经济上无私地支持抗日活动。

汕头沦陷后，潮汕各地青抗会迅速组建十几支战工队，在党组织领导下协助前线军队进行战地救护、通信联络、情报收集，并在驻地组织乡村巡逻队、开展抗战文化教育、建立群众组织等。郑松涛作为澄海战工队骨干，为抗日宣传工作尽心尽力。

1940年4月27日凌晨，日寇带着大队伪军突袭澄海县李北村，包围澄海战工队驻地李氏宗祠及乡公所。危急关头，郑松涛协助多数队员撤离后，发现4名女队员尚未脱险。他毅然放弃逃生机会，用肩膀托举她们越墙，但此时敌人已经逼近，最终5人不幸被捕。

日寇得知郑家在当地颇有声望，郑松涛又擅长绘画、宣传，便妄想郑松涛为其效力，宣传所谓的“大东亚秩序”“中日共荣圈”来蒙蔽群众。他们先是对郑松涛许以高官厚禄，甚至施以美人计，派美貌护士每日照顾他，但郑松涛丝毫不为所动。一个月过去，日寇利诱不成恼羞成怒，一连三天对郑松涛施以各种酷刑，抽皮鞭，坐老虎凳……残忍的敌人拷问他：“日本好，还是中国好？和平建设好，还是抗战建国好？”郑松涛铿锵地回答：“中国好!”“抗战建国好!”他每答一句，敌人就让狼狗撕下他身上一片肉，将郑松涛折磨得血肉模糊。但酷刑只换来郑松涛对日寇和汉奸的破口大骂，根本动摇不了这位革命者的坚强意志。

6月6日，遍体鳞伤的郑松涛被押至庵埠“莳茶”渡亭。面对屠刀，他鼓足余力高呼“打倒日本侵略者！”“中国抗战必定胜利！”惨遭日寇砍首碎尸。这位年仅22岁的青年，以最惨烈的方式诠释了信仰的坚贞。

郑松涛是潮汕青抗会战士的杰出代表，在潮汕抗战历程中，各地青抗会战工队以“不求待遇、不惜牺牲”的精神坚持斗争，先后有数十名队员献出了生命，赢得军民赞誉。潮汕国民党驻军独九旅旅长华振中曾赞扬：“从这些青年身上见到了潮汕的民气！”他们的英勇事迹，永远铭刻在潮汕抗战的光辉史册中。

新中国成立后，郑松涛被追认为革命烈士。2000年，家乡人民在平山仔西南面修建“听涛亭”永志纪念。

       蔡耿达、马雪卿夫妇：铁窗中的红色并蒂花

蔡耿达、马雪卿夫妇

1939年6月21日，汕头沦陷。此后数年，在这片饱受蹂躏的土地上，潮汕党组织始终坚持着顽强的抗日地下斗争。1943年，一对年轻的革命伴侣面对敌人的酷刑用生命展现了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蔡耿达与马雪卿，这对24岁的夫妻，他们如木棉花般炽热的革命理想，永远火红如初。

汕头沦陷时，潮汕党组织预先部署共产党员潜伏待命，随后不断充实地下力量。1940年3月重建汕庵区委，又团结了一批爱国进步群众，在汕头、庵埠一带建立情报网络，收集传递日伪军政情报。1941年7月，为应对日寇强化统治，潮澄饶汕敌后县委成立汕头市区委，采取更隐蔽方式独立领导市区抗日斗争。

1942年3月，因叛徒出卖，汕头市区委被破坏，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日军逮捕。最终，汕头市区委书记蔡耿达和妇女委员马雪卿在狱中英勇就义。

蔡耿达和马雪卿是在抗日斗争中结成的革命伴侣。1918年，蔡耿达出生于揭阳县锡场区坤头村一户贫苦农家，生活的艰辛锻造了他坚韧的品格。1938年，这位热血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一年，与蔡耿达同龄的潮阳农家姑娘马雪卿也在家乡和平里美下寨乡校接受了革命思想洗礼，并在党组织的悉心培养下，于1939年光荣入党。

1940年，蔡耿达被任命为潮普惠中心县委青年部长，调到和平里美一带工作。这年春天，马雪卿作为潮阳县工委妇女委员，因工作出色被评为妇女模范党员。在县委书记罗天的见证下，这对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结为夫妻。婚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既是亲密战友，又是一对革命的好伴侣。

1941年六七月间，蔡耿达和马雪卿相继调往汕头市敌占区工作，蔡耿达任中共汕头市区委书记，马雪卿为妇女委员。当时汕头市区封锁严密，日寇日夜巡逻，时常突击检查、戒严搜捕。蔡耿达夫妇等共产党员在汕头的工作处境险恶，但他们临危不惧，沉着应对，排除万难设法重建金砂乡党组织，深入群众宣传抗日主张，及时掌握敌情动态，争取更多抗战力量，在敌人心脏地带坚持着抗战工作。

1942年3月，汕头地下党员刘华在其当日军翻译的叔父利诱下投敌叛变，无耻地向日军提供了党组织的抗战骨干名单，并引带日军逮捕了蔡耿达、马雪卿及其他8名党员和7名革命群众。

身陷囹圄的蔡耿达和马雪卿始终没有忘记共产党员的职责。他们组织狱中同志学习革命精神，教导大家要维护民族尊严，宁可牺牲也绝不做叛徒。在他们的带领下，狱中同志发动了绝食斗争，抗议日军的虐待迫害，要求改善非人的监禁条件，在监狱里坚持不懈进行斗争。

日寇知道蔡耿达的身份后，对他的迫害变本加厉，吊打、电刑、烙刑轮番上阵，但蔡耿达始终守口如瓶，绝不泄密，在受刑时仍痛斥日寇侵华种种罪行。日寇目的不达又改变策略，先是利诱，许诺高官厚禄；后又断粮断水，妄图用饥饿摧毁他的意志。但这一切都是徒劳，蔡耿达始终坚贞不屈。

马雪卿在另外的监房得知丈夫遭受非人折磨，便每天节省口粮托人送给蔡耿达。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互通消息，相互鼓励，始终紧密战斗在一起。日寇几个月的严刑拷打和审讯逼供，都无法从夫妇俩口中得到他们想要的信息。

不久，这对革命伴侣先后在狱中英勇牺牲了。与他们一同遇难的还有党员黄学昌、革命群众黄继海、王名璋。这是沦陷区党组织最大的一次损失。事后，汕头市区共产党员均改为单线联系，继续坚持艰苦的抗日地下斗争。

蔡耿达和马雪卿用鲜血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了最艰难的道路。他们的精神穿越时空，永远激励着后人。信仰的力量，可以让人在黑暗中看见光明，在绝望中坚守希望。这是共产党人的珍贵品格，更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