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耀贤

　　那年，有了初次进城打工的体验，回家务农的我“身在曹营心在汉”，更加向往城里的打工生活。

　　1987年12月，在乡下经营抽纱钩花发放加工生意的堂嫂给我带来了好消息，说澄海抽纱公司机织总厂正在招聘机织工，问我要不要去试试，若想去她可带我去应聘。正苦于农闲无事好做想外出打工的我随堂嫂一起去城里应聘。交了30元培训保证金，签了3年的用工合同，然后经过机修师傅几天的培训，我成为一名毛衫机织工人了。

　　澄海抽纱公司属下的机织总厂（又称羊毛厂）设在埔美车站附近的老国道旁，我们吃在厂部食堂，住则安排在文化路口澄海旅社客房里的“鸭仔铺”。每天，我们准时上下班，从早到晚编织着“三针半”的毛衫片。站在横机前面，左右来回撑着拉杆，像木兰一样“唧唧复唧唧”，不时用两把三爪的别针交叉变换着衫片的花纹。车间里数十台编织机，此起彼伏，汇成了宏大的“唧唧”声，机修师傅在车间穿梭，随时帮助我们解决断针、调节间距等问题。一团团摆放在机架上面的纱线在不停的抽拉之后逐渐变小，机架木板没几天便积下了一层绒绒的纱屑，没有戴口罩的我们好多人下班后咳出带着纱线颜色的浓痰。为此，食堂每周吃一次猪血汤，据说吃了能消除吸入肺部的纱屑带来的危害。

　　不到一个月，我们之间已经很熟络了。我相邻的几位工友，在撑杆编织之间也说说笑笑，以活跃单调枯燥的气氛。3名机修师傅也常闻声而至，加入我们的谈笑。上华阿先幽默滑稽，因为我来自溪南，所以他称我为“溪南”，其他人也跟着叫。

　　有一个休息日，我们几人相约去峡山开眼界。我跟阿先回上华湖心乡村过夜，还在他家撞见了他的女朋友。隔天一早，我俩就返城乘坐客车到潮阳峡山去游玩。第一次看到峡山镇繁华的景象，熙来攘往的街巷摊档摆卖着电子表、电子打火机、丝袜、旧西装、录音带、收录机、魔术扑克等琳琅满目商品，赞叹之余也羡慕不已。可惜囊中羞涩，在走马观花后我只买个黑色的电子打火机，权当此行的纪念。记得那天傍晚坐大巴车回到澄海车站时，因为一路颠簸，天气转凉，穿着单薄浅黄色短袖“的确良”的我竟然浮起鸡皮疙瘩，呕吐起来，据说这就是“晕车”的症状，等回到澄海旅社宿舍休息一会后就恢复正常。

　　不久，年关近了。准备回家过年的前一天晚上，我和上华阿先、冠山阿坤、坝头阿琪，还有阿明、阿泉等六七名关系较好的工友，在宿舍楼下小食店炒了几盘小菜，就着几瓶啤酒，围在一起举杯畅饮，聚餐惜别。

　　记得当年我们天天埋头耕着“三针半”带花边的衫片，需要边耕边用别针交叉变换花边的纹理，每月最多挣300元左右。而阿波每月却能挣到500多元，因为他活头有手路，能领到耕5针“衫领”的肥缺，不用变换花纹，又人高手长，叉开双脚站着，就像一支张开的两脚规牢牢钉在羊毛横机前，然后两手撑着摇杆不停地摇摆着，只听着“唧唧、唧唧……”羊毛机发出有节奏的声响，用铁砣吊着的一片片相连的衫领不断地往下垂，自动折叠，有如面条机切条前碾压成片一样，不一会就堆满地面，令人羡慕。

　　我们车间3位机修师傅，机灵活泼的少斌，温文尔雅的伟文和憨厚老实的焕深，每人手中握着一把螺丝刀，谁耕织过程中出现断纱、折针或花纹有问题，都会向他们求助。他们均态度友好，认真负责帮你调节螺丝、排除故障。得空时他们就会主动靠近漂亮女工，说笑聊天。久而久之，有的两情相悦，竟成佳偶。焕深师傅就是典型的一例。离开“羊毛厂”一两年后，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见镶着金齿的焕深兄骑单车载着已成为其妻子的工友少丹正要回娘家。

　　过完年，我也结束了短暂的机织生涯，要不我这“放牛郎”真的成为“耕织女”了。斗转星移，十多年后，阿先到我上班的单位买机票，派头十足，一见如故，不但留下名片，告诉我说他已到广州开档口做羊毛衫贸易生意，还约我到他位于澄城的一处商品房茶叙，俨然已当上老板，春风得意。其余的虽住在同城，却是咫尺天涯，逐渐失联了。曾经朝夕相处的工友们一转身已难再见，那时没有手机、电话可作联系，如今想寻访也颇费心思。只能感叹：人生能得几回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