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红色哲学家杜国庠（1889-1961）逝世60周年。据笔者统计，杜国庠生前出版著译20部（著作10部、译著10部），发表各类文章80多篇。从上世纪20年代起，杜国庠开始使用多个笔名，有林伯修、林柏、林素庵、杜守素、吴念慈、念慈、杜惑等。1961年之后，有多部杜国庠文集出版。

　　郭沫若在汕头的亲密战友

　　《杜国庠文集》由人民出版社1962年7月推出第1版，在杜国庠去世一周年后出版。该书由郭沫若和侯外庐作序。郭沫若尊称杜国庠为“杜老”，他这样评价杜国庠的为人：不苟言笑、有耐心、作风细致谨慎。他于1961年11月11日在广东从化写道：

　　经过了1927年八一起义，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了中国革命。我们从南昌出发，一直打到了汕头，想把工农运动的基础比较巩固的广东作为革命的根据地。在汕头，我又和已经潜伏在地下的杜老见面了。这是在不少同志遭到牺牲之后的见面，我们的情谊是不同寻常的。驻在汕头的几天，杜老是和我在一道的，晚上并且同睡在一个铺位上。诗中的“风雨潮汕榻尝联”，说的就是这件事。

　　杜老是很有耐心的人。他适宜于做内部工作，工作作风很细致，很谨慎。

　　杜老和我的确如他所说是“志同道合”的人，但我们在学术见解上有时也并不一定完全相同……我的大刀阔斧式的作风，我自己也知道，恐怕只有杜老才受得了。但我正因此而尊敬他，而爱他，我无论在做人和做学问上实际受了他的教益不少。

　　《便桥集》是杜老去世前不久自己编定的一个哲学论文集，卷后附有《红棉屋札存》。他去年曾经送我一册。我读他的书是特别感觉着津津有味的，因为除理性的享受之外还给予我以同生死、共患难的一大段生活上的回味。现在同志们把杜老的著作尽可能全面地搜集了起来编辑成集，我想杜老如尚健在，他总不会客气地命名为“便桥”了。然而，杜老也是有自信的。因为他是党的优秀的儿子，所以他能起桥梁作用。只要是桥，便会引导我们，这可毫无疑问。

　　侯外庐的序言写于1962年1月24日，他和杜国庠共事过三十余年。“从开始通信商量翻译经典著作，在一道从事学术的组织工作，共同编辑《中国学术》季刊《新思想》等几个刊物和编写《中国思想通史》。”该书编者王匡写道：杜老的著译，包括范围很广，有哲学思想方面的，有政治、经济方面的，也有关于美学方面的。但是，他致力最勤、功绩最著的毕竟是关于哲学思想史方面的著述，因为杜老的本色就是一位哲学史家。这部文集为了体系的一贯，辑录的都是杜老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它是以《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便桥集》3部书为骨干，再加上《中国思想通史》中杜老执笔的部分，以及其他零散的篇章汇编而成的。

　　“潮人文化萃英”第一位

　　1997年，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李锦全、李鸿生编的《杜国庠中国思想史论集》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归入20世纪潮人文化萃英丛书。这套丛书总共有12集，杜国庠的这一本排在第一集。

　　李锦全在序言《时代的召唤 历史的轨迹》中指出，杜老对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在抗战后期，由1942年中到抗战胜利，地点在重庆。一是在1946年到1948年，地点在上海。杜老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以先秦诸子为重点，特别对墨、名两家用力最勤，并且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观点和思想方法进行研究。杜老对先秦诸子最尊重墨家，但他除对《墨经》中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唯物论思想加以阐扬外，还特别服膺墨家的务实精神。杜老对清谈玄学，主要批评它在社会现实中的负面作用。他对魏晋清谈的影响，称举其大者，约有三点：第一，它为佛教准备了温床；第二，它为道学埋下了种子；第三，它助长了后来士大夫的所谓明哲保身的乡愿风气。杜老所以始终坚持批评玄学和理学，主要认为这种时代思潮会引导人们走向玄虚和空谈心性，对社会的影响是无补于国计民生。

　　杜国庠文集还有《杜国庠选集》《国文教育经典：怎样写论辩文》《大师写作课丛书：怎样写好辩论文》等。

　　作为革命者的杜老所作学术研究大多结合当时实际，是受时代所召唤，体现出历史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