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伟光

两千多年前，孔夫子观流水，不禁发出喟叹：“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他眼见的是流水，但心里所思者却是时间，更是历史———当然是应该有所感慨的。两千多年后的此刻，这也成了我彻心肺的喟叹，但这喟叹，除了感慨外有更多的酸甜苦涩。不是有所疑，岂敢哉。是一种更为深沉的伤惋———更多的逝者好像并未如逝水，却总在头脑里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痕，折磨着我，或者随年龄之渐增，会越来越强烈，这也说不定呢。这回我要说的是焕展先生。

焕展先生，其实是我的前辈，在我尚未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他已经是一位名记者、名作家了，创作的不少散溢着浓郁潮汕乡土气息的作品，已被广为流传。我与他甚至连忘年交都谈不上，认识但不熟悉。当然这认识也分递进的两层关系：其一是纸上也即文章里，这是一个充满灵气，有着敏捷文思的陈焕展。明眼人知道这自然是一种最初的感觉，一个文学青年对一位作家的认知，未免肤浅，有些隔山看牛的意味。后来，一直要到２０００年后的近若干年里，这才有机会使这肤浅的认知，进一步转化为另外一个层次的认识。令我惊讶的，这位善文的作家，居然是那么的不擅言辞，木讷得令人感到意外。或许作为作家，他更习惯于当一个观察者，随便地找一个不为人注意的角落，静看云起云落，编织他的锦绣华章———据说不少作家，包括巴金、曹禺、沈从文、黄裳这样的文学大家（大师），也是如此。可惜，身为汕头作协主席，或名誉主席的他，注定不能只当一个旁观者，于是多半场合里就总要当众说几句话，这却有些令他勉为其难了。不过，他的话却也并不都是敷衍，总是那么的认真，有内涵。比如２００７年初省作协来慰问汕头的省作协会员，座谈会上，焕展先生虽然话说得略显吃力，却是最有见地的。他希望省协在审核新会员时，不能一刀切地以出作品集与否为标准，要注重实际的创作水平和能力。这话当时即赢来了热烈的掌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焕展先生。后来听说他病了，也曾想到过去探望他。但由于此后不久自己也伤腿，养了半年多，更由于忙于种种琐事及疏懒，在听了有关焕展先生手术后正在康复的喜讯后，便一直把这件事拖了下来，终于丧失掉了和他再见一面的机会。

在潮汕文学界，焕展先生之为人尊重，不仅仅是创作，更是由于他的奖掖作者。数不清的潮汕作家，第一篇作品就是经他手发表于《汕头日报》“韩江水”副刊上的，不少作者因此同他成了朋友。潮南区的陈致和先生，一位颇具风格的农民作家，每回来汕头，不管多忙，有一个铁定的“节目”：一定要去看望焕展先生。即便对坐无言，于他与焕展先生都是一种快乐的安慰。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君子之交。另一位文友肖涛生，几年前要出一本集子，求焕展先生作序。其时焕展先生已是“病体孱弱，精力不支”了，却还是“应命”看了２０万字后，认真地撰写了序言，他说：“当了几十年编辑和十几年的业余作协主席，长期做的主要也是联络、辅导作者和通讯员的工作，一种责任感使我觉得不好推却，就应命了。”或许就是这种责任感支撑着他整个的人生旅程，支撑着他新闻与文学上的一切工作。

上世纪末他退休了，连作协主席也让给更年轻的同志当，但—个作家其实是没有退休的概念的，只要还有思想，他总会不由自主地拿起笔来。这段退休岁月于他，其实是人生又一个创作的黄金时光，他的文笔更为老练，行文随意，几乎生活里的浪花，都能摭拾入文。仿佛间也曾略闻若干微词，好像觉得思想的锐气不够，内容也有些琐屑。其实这于一位“病体孱弱”的老作家是苛求了。何况文章也总是见仁见智，很难有定于一尊的标准。而在文章里，其实他是有所思索的，例如对当下流行的玩文学的轻佻态度，乃至或故充前卫，或故作深奥，自己却不明乎所以的文学观点就不以为然。或许在他，文学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始终是神圣的，这是他们那一代作家所执著坚持的创作原则，或许会为某些新进者所讥嘲，但谁也不能否定他为文的这一种近乎苛求的认真。

我与焕展先生，虽不算深交，但我的创作却一直受到他的关注。那一年，我的散文集《书边散墨》送评“陈彦灿桑梓文学奖”，得了二等奖（一等奖空缺）。记得评出当天的晚上，约七八点钟，电话响起，一个陌生有些迟缓的声音，他自报家门说：“我是陈焕展。”随后，他第一时间把获奖的消息告诉我，声音里明显带着喜悦。他说：“你写得不错，祝贺你！”就这么一句话，其实已足令他奖掖后进的真诚透露无遗了。后来，又一连几次在不同场合里，直接或间接地我都听到他对我创作的关心和夸奖，这使我更加惭愧———这并不是我的文章写得很好，是一位前辈文人对后进的时时鼓励和促进，更是一位老作家对潮汕文学繁荣的关注与期待。

焕展先生走了，走进了历史，是否如孔夫子所慨叹的，“逝者如斯乎”？不然不然，凡是认真活过的人，人们都是不会忘记的。对于这位可敬的潮汕文学的长者，———其实他更像潮汕文学的园丁，本来我是应该前去送行的，可是偏偏这时又是不巧住到医院里来了，就只好以这篇零碎的回忆文章聊寄一点哀悼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