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伟光

在这个欲望疯了似地燃烧的社会，金钱成了某些人衡量一切的标准，文学早已褪却了动人的光环，不再激动人心了；而在一种躲避崇高的理念下，写作更多地带上了种种色彩。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已经不止一次地拷问着我。无疑地，基于一份爱好的痴迷，我们从写作中也收获到了快乐，但仅仅如此就满足了吗？这是常常令我困惑和迷茫的。巴金老人说过，他不是因为要当作家，这才开始写作的，而是生活的激流驱使他拿起了笔，他说：“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绝望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作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所贡献，对读者尽一个同胞的责任。”

与巴金等前辈的作家们不同，包括今天的那些如日中天的文坛上的中坚作家，更多的写作者，其最初的拿起笔来，虽然也缘于生活，却不是因为生活激流的驱使，而是由于摆脱生活困境的欲望，这固然亦无可厚非，却明显地与巴金们存在高下的区别。人们总是由于自己身不由己地陷于一种无从发挥所长的泥潭、怪圈里，这才有了摆脱生活困境的强烈的愿望，而在这种带有某些浓烈的功利色彩的目的驱使下，我们的写作，是可以刺激出超常的能量，并且获得最大的成功的，这未尝不具有一些积极的作用。何况，这种功利的色彩，也不同于后来，起码较单纯，并不像后来的驳杂；兼之，多少已经有了若干诸如生活与阅读上的积累，喷发出来的火花必然也就璀璨夺目了。可是，如果摆脱困境后，我们对于写作的目的仍然停留在一己之私的小圈圈里，这可就危险了。

出于一种对从前所谓“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伪崇高的反动，进入２１世纪之后的许多写作者，尤其那些所谓的新锐写作者，纷纷以反崇高为荣，竞相以一副日常的面貌出现。从伪崇高到日常的琐琐屑屑，这当然彰示着某种写作上的解放和进步。然而，这不是不要崇高———个别的写作者视崇高如仇这是不足取的，而是不伪装崇高。当然在写作中，有些人可能会显示出某些哲人的思想光辉，甚至因为本身的伟大的人格魅力，而使作品超越了时空流传下去，但那仅仅只是少数的大师。更多的写作者却是被七情六欲所左右的人，他本身就是一个平常者，所以只要他秉着真诚去进行创作，我们就不能过高地苛求。

然而，以平常者的心态去写作，绝对不是意味着我们对写作可以草率敷衍。我最反感的是那种把写作看成是“码字儿”的说法，这不是幽默，而是调侃，一种极不负责的调侃，这也就是时下流行的所谓的“玩文学”。不只是写作，包括一切其它的你喜欢的工作，因为喜欢就有快乐，也就存在一份真挚的感情，玩本身就是不够严肃的亵渎，起码是对自己感情的不尊重。或许我的观点有些不适时，甚至被视为老土或不开放，但我始终坚持，因为我觉得，这是做人的原则。游戏一时可以，但游戏整个人生，我们活着还有意义吗？

曾见过有些写作者，往往乐于纠缠个人情绪的鸡毛蒜皮，纷争于无聊的蜚短流长，作品宣泄更重于反映，这更多地体现在一些女性写作者身上。她们的文字不能说不妙，常常表现出了聪明的灵气，可惜灵气多花费在嫉妒上，这当然令人惋叹。其实世界上值得我们关注的甚多，大千世界、芸芸人生，都可以成为我们视野里的对象，比如我们身边的危害身体的假冒伪劣、恶劣环境、外来务工者的生存状况、农民工及城市贫民的艰辛，哪一件不牵系着我们的心？曾经有一位写作者说，写作到了最后，靠的是学养、胸襟，更是人格的魅力。诚哉斯言！这是一个写作者从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的体验，很值得每一个写作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