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益良

  在共和国60华诞来临之际，我接到来自广州的电话：“大舅，我已考上博士，读书了。”获此喜讯，我真为外甥女高兴。

  我们三兄妹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回顾读书经历，令人感慨。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们曾同时就读汕头市陵海小学（新石小学前身）。那时家里父母、三兄妹挤住单位十几平方米的宿舍，晚上全家共用一盏15瓦的电灯泡，经常停电点煤油灯完成作业，有时就到马路边的路灯下温习功课。条件较差，但是我们学习成绩都很优秀。1963年“六一”节在汕头市政府礼堂召开全市少先队表彰大会，我被推选登上会议主席台，坐在市长旁边，并代表优秀少先队员发言；弟弟是学校少先队大队长，曾在全区少先队检阅式上任“小指挥员”；妹妹是“三好学生”。当时有一期“红领巾学雷锋”宣传栏登载我们3人的事迹，3个小标题分别是：大哥是好榜样，二哥是好学生，妹妹人小志气高。这是少先队辅导员老师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后来我考上汕头一中，戴着红领巾和同学到社区助人为乐做好事，夏收支农割稻，晚上在汽灯下为农民演出自编节目，还被评为市级“三好学生”，激情燃烧的岁月令人难以忘怀！

  十年动乱，学校停课，我们成了“修正主义黑苗子”。我曾和“走资派”市长开会坐在一起的往事，也成了罪名。1969年我上山下乡到海南岛的生产建设兵团，16岁的弟弟去粤东山区林场，年仅14岁的妹妹随妈妈和工厂一起从汕头市“前线”搬迁到山区“后方”，据说是“准备打仗，战备疏散”需要。在山区、农村的日子，我们白天劳作于山野，夜里在煤油灯下阅读从家里带去的中学课本，书都翻卷了边。当时朴素的认识是：知识以后总会有用的。1973年我曾有过被推荐选拔上大学的经历，后来“白卷英雄”的闹剧，我读书之事告吹。1974年弟弟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上学，专业是工艺美术，他自小喜欢画画，这下如鱼得水，毕业后到工厂当技术员。

  1977年，弟弟考上华南师范大学，当年录取率6%，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又考上大学，全市屈指可数。其后我们兄妹都圆了“大学梦”。1983年拿到红皮金字大学毕业证书时，我百感交加。春天故事唱神州，我们兄妹的孩子赶上改革开放新时代，从读小学起就有独立房间，书桌、台灯、学习用具一应俱全，大学毕业考上研究生，3人获得硕士学位后都在高校系统工作。祖国昌盛我家也兴旺，几十载风雨，我们的命运和国家荣辱与共。有时我会情不自禁对儿子和侄甥们讲起以前的经历，激励后辈珍惜今天幸福时光。“不用上山下乡，衣食无忧有书读。”这是我的口头禅。

  我给广州的外甥女发去手机短信：“上代求学风雨路，汗水足迹印荒原。刻苦攻博新起点，青出于蓝更胜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