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经过重庆谈判，国共两党达成了《双十协定》。

1946年，广东党组织按协定北撤抗日武装，韩江纵队（只有主要领导骨干48人参加）北撤至山东烟台。留下的韩江纵队人员部分南撤东南亚各地，多数疏散往泰国。为加强对南撤人员的领导与管理，党中央将原潮汕中心县委书记李平和原潮梅特委妇女部长方朗夫妇两人派往泰国，建立“中共旅暹潮侨工作组”，李平为书记，方朗为宣委。同年9月中共南方局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又将徐扬派往泰国加强工作组的领导。1947年3月工作组在泰国曼谷沙吞设立“韩纵驻暹联络处”，由原韩江纵队第一支队政治处主任陈维勤为联络处主任，其爱人郑瑁，及陈华为助手。

群策群力接应安置回归人员

1947年，为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回国参加解放战争，中共华南分局决定动员韩纵南撤人员回国，1947年11月成立“输送中心”负责对回归人员的政审和联络运输等具体工作。1948年6月党领导的曼谷南洋中学遭到当局的查封，许多进步学生和爱国华侨青年纷纷要求回国参加革命。“输送中心”又增加了挑选与输送爱国青年华侨回国的任务。

这时撤退到东南亚各地和隐蔽在港澳的韩纵南撤人员也纷纷要求回国参战。方方指示在香港设立中转站，陈家珍（又名陈式文，化名张铭，代号“七兄”）为站长，负责中转接待。

“旅暹潮侨工作组”指派郑瑁先期回国做好回归人员的接应与转运工作。郑瑁回汕后即向中共汕头地下党特派员余昌辉汇报情况并要求成立工作组接待过往人员。郑瑁为工作组组长，以南华学院学生为身份掩护的张文序、以小贩为身份掩护的郑礼和两人为副组长。

工作组成立后，首先是建立联络点，郑瑁住处受福里2号对口联系泰国陈维勤，郑礼和安平路206号冾裕烟杂店对口联系香港陈式文。郑瑁住汕头市受福里2号其舅父陈翼云家，以侨眷身份经常接到泰国丈夫陈维勤寄来的侨批，这事顺理成章，从没有人怀疑过，而批内行文关键地方都用隐语或暗号，送批人也看不懂。郑礼和安平路206号冾裕烟杂店也时不时接到香港张铭有时用“七兄”的化名寄来的侨批，联络回归人员事宜。侨批是由批局直接派人送上门，避开了国民党邮局的邮检风险。

再是找可靠安全的安置场所。地下党员陈大理利用他父亲在镇邦路开的盛华兴客栈，党员曾冬勖利用他哥哥在永安街开的新泰行，还有党员邱盛花在中山一横月眉桥开办的杂货店、侨眷在桂馥里许乔家和李平外甥黄奋的小楼，都成为安置点，批量较大时还借用外马路73号“泰国华侨救荒回国监赈团”地方住宿。

三是物色接待人员，在汕地下党员和同情革命人士，只要符合要求都分配接待任务，如姚泽华、姚纯珊、陈绍林、陈锦昌、姚壁、林训秋、黄志桐、卢作奎、蔡炳城、蔡顺宜及同情革命的林妙引、陈达仁、许乔等，都参加安置工作。地委地下交通员张明、张窗直接参加护送。

水陆并进机智完成输送任务

如何把海外回归人员安全送达解放区，是件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中共潮汕地委开辟了水陆两条线路。一是海运：从泰国曼谷乘轮船抵达汕头港，香港的中转站也可乘船来到汕头上岸。二是陆路：从香港乘船到惠来甲子登陆，再从惠来经陆河走普宁到达大北山。有了水陆两条路线，回归人员的安全到达有了保证。

汕头港是潮汕、兴梅及福建闽西南地区华侨出入主要口岸，而汕头国民党的管制很严，实行“五家连保俱结法”和居民身份证制度，城市处处设防，交通要道严加盘查，白色恐怖笼罩整个汕头市。1948年，有一次隐藏在汕头市公安局户政科的陈士美报告地下党组织，这几天全市通宵戒严清查户口，过往人员不能留宿。这时郑瑁刚好收到“侨批”说近日有人返汕，望接应。郑得知情况后，马上发报给泰国办事处，原来组织已安排杨峰、林文泰二人回国，已买好来汕船票，只好改道从香港上岸走惠来陆路上山。

1949年1月惠来甲子镇解放，但当时解放区还未能连成一片，通过还有困难。据当年曾带过往人员的地下交通员张窗回忆：先是去香港与七兄（陈家珍）处接任务，带人从香港乘机帆船渡海到甲子圩。为避开敌人哨所盘查，走陆河和南阳山一带山路，昼伏夜行，沿途投靠地下交通站，风雨兼程，几经转折才到达揭西灰寨解放区。这种情况持续到5月惠来全境解放。

1949年7、8月间，胡琏敌军窜犯到汕头，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但这时惠来全境已经解放，海外回归人员基本都走陆路进入大北山根据地。

从国外回来人员，先用密信寄给汕头联络点，告知来者姓名、所乘航班及船期和联络暗号与标志。每批来人一般是三二人结伴而行，以回家探亲的名义。也有近十人的青年群体，则以回国升学为由，批量较大时则以旅游观光的形式瞒过关卡。这些人员一般都有带队人和组织介绍信，他们有的把组织关系藏在肥皂内、钢笔里，有的藏在香烟盒内、发蜡罐里，巧妙地瞒过敌人的检查。

进入解放区有不同路线，到凤凰山的有水陆两路：陆路由交通员卢作奎、林妙引（许姆）带路乘汽车，护送到澄海冠山交通站卢作奎母亲家，再由地下武工队转送上山。水路由潮安东江地下党安排乘党员李诗德和船夫李梅瑞兄弟驾驶的小木船，来汕后常停泊在中山公园月眉桥脚、韩堤路的八角亭边或华坞路酒厂后的溪墘旁。地下联络员把来人带到约好的停泊点上船，由他们载到潮安江东联络站李习楷家，再武装护送上凤凰山。进入大北山也有两条路线，一是由汕头经揭阳转棉湖上钱坑，一是从汕头经普宁到流沙入河婆。而到大南山，一是从潮阳转沙陇上五福田，一是从关埠转谷饶入龙港再上山。还有一条从汕头经潮阳峡山、司马浦和普宁的石桥头、马栅，再上鸭母岭到白马仔解放区。这些不同路线，视情况而定，哪条路线安全就往那里走，周转越快越好。还要根据不同身份，有的乘船，有的坐车，还有的坐轿、乘单车，也有步行的。尽管当时国民党“清剿”司令喻英奇十分凶残，公布了“通匪窝匪者杀”“为匪带路者杀”等十四条令。但由于汕头地下党的周密安排，各环节紧密衔接。在地下交通员勇敢机智的带领下，这些国外归来人员通过层层关卡，克服重重困难，全部安全抵达目的地。

五百多赤子回国参加革命

暹罗曼谷南洋中学进步侨生回国热情高涨，巴不得早日投身革命奔赴前线。1948年7月，在“输送中心”安排下，郑松荣、佘绍聪、宋升拱、邱家宣、李广、陈沛、陈复悦、佘秀明、陈英学、高洋等10名侨生回国并同时上山入伍，被编在韩江支队十一团。十个“番仔”上凤凰山打游击在当地传为佳话，这批人有的后来成为武装骨干，如宋升拱为韩江支队第十一团第十六武工队指导员，佘绍聪为河东区南四武工队队长，郑松荣为连指导员，李广为连副指导员。这些人打仗勇敢，不怕牺牲。陈复悦入伍后被分配在韩江支队属下第十三武工队，1948年12月14日在执行征粮任务时受敌包围，他英勇顽强与敌人战斗，为了掩护战友，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0岁。南中教师贝坚回国后在边纵政治部任秘书。校医伍梅回国后在大北山边纵二支队后方医院当医生，她思想好，医术好，工作勤奋，不辞辛劳地抢救伤病员，受到根据地军民的好评，党的机关报《团结报》曾以“伤病员的好妈妈”为题，对她的事迹进行宣传报道。

在联络处安排下，泰国南洋中学和大同学校的师生先后陆续回国参加解放战争的有李绪明、陈英瑞、陈沛、廖鹤滨、刘怀海、杨光、王善荣、许英利、陈兰、苏惠君、黄坚明、朱烈文、黄玉莲、龙夷荒、龙洁芬、丁洁华、秦昌禹等近300人，还有爱国青年华侨，曼谷各工会爱国青年工人，各阶层爱国人士约有百人也回国参加革命。

这段时间，从泰国曼谷乘船来汕的党员干部和民主人士有王亚夫、许惠君、何史、林秀华、郭湘萍、王贯一、张窗、潘鉴、许士监、许自堂、许大辉、陈作茂、王亦水、蔡英强、欧雄恒、陈金兰、张益善、王川、陈辉等共100人左右。

据当年负责审批归国人员的廖希回忆，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下半年至1949年上半年，从泰国先后回国经汕头港入内地的，约有500人（不包括从东南亚其他国家及港澳回归人员）。这500多人中，有党员干部、韩纵人员、进步学生、爱国青年华侨和民主人士。

这500多人回归祖国全靠“侨批”鸿雁穿针引线，联络呼应，才能顺利到达。这些归国人员为潮汕解放事业，也为尔后家乡建设添砖加瓦，受到人们的敬重。

侨批这封家书，从南到北、从泰国彼岸到汕头此岸，架起一座安全可靠的隐形桥梁，提供了准确可靠的信息，使汕头地下党能按时按地安全接回归国人员。这种特殊贡献为“侨批”增加了红色内涵，为潮汕侨批文化增添一抹亮丽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