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利明 文/图

　　收藏的过程，并不是追求精品的过程，而是让你对人生有所依恋，对传统有所认识，对岁月有所回忆的过程。我这辈子从未涉足收藏界，更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藏品。唯有《潮汕字典》《潮汕新字典》这对“兄弟”成为“老友”，一直鞍前马后，陪着我这个穷书生，辗转南北，千里奔波，不管是读书、教书，还是写新闻、搞著述，须臾不离。这对“兄弟”与我结伴四十多年了，书皮包了又包，书页补了又补，垂垂老矣。

　　此物来之不易，弃之自然可惜。1979年，我们公社初中恢复三年制，就读大队小学“戴帽初中”二年级的我，参加全公社统考，以本校第一名成绩考上隆都中学初三（4）班，这在当时是一件新鲜事也是欢喜事。最欢喜者莫过于我的祖父和父亲。我的祖父和父亲一生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田人，没读什么书，家里能够出一个“读书人”，自然感觉脸上有光。是时，刚好家里收到泰国老叔准时而来的“七月半”番批，爷爷找“乡里秀才”金升文写回批，家长里短说了一通，特别强调其他话可以漏写，但必须把我升学的事告诉他的弟弟，我的老叔。意想不到的是，当年年底，老厝边金殷理夫妇从泰国曼谷回家探亲，第一时间让我祖父带着我到他家里，郑重其事从行李箱中拿出一本红色绸面的《潮汕字典》，对我爷爷说：你弟听知我要回唐山，跑遍曼谷书摊专门买了这本字典，让我一定带给他的侄孙。他说，种田人家里出读书人才有新希望！当晚“赠书”仪式感满满，最为幸福莫过于当时的我，终于拥有别人不容易得到的“无声老师”——字典。

　　这是一本由“泰京南美有限公司”于1962年12月印行的“新修订本《潮汕字典》”，编者陈凌千，又名陈梁奎，字岳先，澄海城内人。1935年，他完成《潮汕字典》编写，请著名书法家、国民党元老、时任监察院长的于右任为其封面题签，后交由汕头育新书社首版发行。尽管是“新修订本”，但因为是民国时期编写的，又是在泰国出版的，所以全书使用繁体字，采用切音法，又没有繁简对照，这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实在是“有点难”。

　　“过年”番批又来了，想不到祖父居然把此事写入回批告诉了老叔。老叔也在隔年“七月半”批回复知道此事了，当时我认为老叔只是说说安慰而已。没想到，就在我考上饶平师范学校的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春节过后，老叔从泰国曼谷回来了，回到他阔别38年的故乡。1943年大饥荒困扰着潮汕，同年年底日寇又攻入隆都，老叔就在这双重灾难的情形下，挥泪告别母亲和兄长，只身远涉重洋到曼谷谋生，一直在别人公司当“心贤”（泰国侨社对从事文牍、财务、会计工作者的习惯性称呼）。尽管收入不多，但每年“七月半”“过年”两次批银是少不了的，直到我懂事时，每批都是1000港元，交给我祖父支配。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老叔首次回唐山，也跟其他华侨一样，绕道香港免税商场买了“三大件”——国徽凤凰单车、蝴蝶牌缝纫车、梅花牌手表，作为见面礼馈赠亲友。最让我激动又难忘的是，老叔专门买了一本《潮汕新字典》，以及怀素《千字文》和文征明《滕王阁序》两本字帖，裨补第一本字典的不足，也作为我能够“读大书”的奖励。

　　老叔真是有心人、细心人！这本香港广泰书局1980年5月印行的《潮汕新字典》，售价18港元，不但繁简对照，“附国音注音”，在采用部首查字法、笔画查字法的同时，还在后面编辑了《潮州方音音序检字表》，让我懂得“波颇毛无，多胎娜罗，哥戈鹅何……”“亚窝余耶，衣污埃欧……”这些潮州方言音的声韵母。通过《潮州方音音序表》，可以凭发音查到用字。从此之后，《潮汕字典》和《潮汕新字典》就伴随我完成了师范学业，伴随我走上小学教坛，每遇“陌生汉字”或是“有音无字”拦路时，第一时间就搬出《潮汕新字典》或《潮汕字典》，无往而不胜。

　　路是新开的亮，朋友是旧的好。无论是师范读书还是入职教书，《潮汕新字典》和《潮汕字典》皆是随身所带。不管谁借用，都是温馨提示“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一旦超过借用期限，都会穷追不舍把字典讨回来。

　　后来，老叔在泰国去世了，更多更新的潮州音字典相继问世，电子版本的潮州音字典也应运而生，但没有冲淡我对家藏老字典的情感。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清理、淘汰旧书，但《潮汕字典》和《潮汕新字典》这对“老兄弟”一直稳坐书架“C位”。我会带着它们跑向人生终点，我还将告诉儿孙们要善待这两本来自远方的老字典，永远记住亲人那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