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皞，丰顺县汤泉乡人。清同治七年（1868）生，原名继昌，字皞少、逸叟，室名愚隐斋。祖籍浙江山阴柯乔乡（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镇），著有《愚隐斋文草》《愚隐斋诗草》等。其高祖父王之桂，字秋圃，号心隐。乾隆二十年（1755），王心隐49岁那年，“来潮咨部”，承办丰顺、揭阳两埠盐政。在此期间，他“买地，筑祠宇、别墅，埠业命作公产”。卸任后，心隐“闲居著作，以道艺自乐”。他“尘土功名”“洗心退藏”，并号其堂曰“心隐”。王心隐一族在潮州府居留，但却没有正式入潮籍，及至王皞一辈，已历四代。

浙祖汤人 聚馆授徒

王皞幼年时入汤埠蓝田书院读书，后就读于邱氏书庄。清光绪九年（1883），王皞在邱氏书庄肄业。邱氏书庄建于清嘉庆九年（1804），现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长兴里3号。书庄是一座三间三进、两天井、硬山顶祠堂式建筑，大门额书“邱氏书室”四字。该书室是广东邱氏子弟到省城应试的居住处，其设立时间比著名的陈家祠还要早50年。中国近代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曾在此聚徒讲学，培养人才。王皞肄业后不久曾故地重游，并作《赏山茶步至邱氏书庄 庄盖予十六岁时肄业处》诗。诗云：

独携籐杖过溪头，小立苍茫放眼游。

旧馆重来忆师友，老株尚茂几春秋。

六铢衣舞迎风笑，千朵枝低驻景留。

学界花花争翦采，欲将实秀种神州。

表达了作者对花繁叶茂、人才济济的母校欣喜之情，并期待这“千朵枝花”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栋材。王皞在邱氏书庄的抒怀，透露了他有志于“实树种神州”的家国情怀。但就在他从邱氏书庄肄业后的第二年，即光绪甲申（1884）年，王皞17岁那年的秋天便得“奇疾”，至丙戌（1887）春才治愈。辛亥“浙籍鼎革”，王心隐家族“遭驱逐”，并被查抄。王皞一族遂被举家逐出祖籍山阴，正式入籍潮州丰顺汤埠，定居于汤泉乡琅琊别墅，他“居然丰顺汤人矣”。

王皞先后在揭阳榕江书院和丰顺县鹏湖书院讲学授徒，潜心著述，桃李满枝，诗文传世。笔者藏有王皞著《愚隐斋文草》残本二十五至二十九卷，其中二十五至二十七卷为诗词，二十八、二十九卷为像赞、墓志铭、屏记、书信等文章。《愚隐斋文草》残本中的《门前瀑布》《湘桥》《金山新院》《王氏会宗祠屏记》《告韩江治河处》《募建温水驿石桥疏》《疏汤沟引》等诗文，满腔热情歌颂潮州府的美丽河山，并对治理韩江水患、改善汤埠交通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凸显了旧时文人热爱故土、关心民瘼的人文情怀。

明幽梗避 其书可烧

犹为可贵的是，丰顺县请王皞主持修志而他力辞的《辞修邑志书》，更体现王氏对古代地方志编修的独到见解和高尚史德。“丰顺县治（丰良）旧隶海阳，名丰政都。”清乾隆三年（1738）析海阳县丰政都、揭阳县蓝田都、大埔清远都、嘉应直隶州万安都置丰顺县。民国以前，丰顺县曾三修《丰顺县志》：清乾隆十年（1745）首修，清光绪十年（1884）二修，民国三十年（1941）三修。就在清光绪十年二修与民国三十年第三次修《丰顺县志》期间，“前邑宰张君曾与诸君子拟续县志”，“诸君子”中就包括王皞。后重启续志时，修志执事又奉聘书于王皞，要他出面主修。但王皞却坚辞。在《辞修邑志书》中，王皞提出的有关看法，值得治史修志者借鉴：一是修史者必须具备史德、史识、史才，不然是不具备修史资格的。王皞说：“邑志犹国史也。尝闻修史者，非具史德、史识、史才，不足上窥。”他还列举史学家孙樵一段著名的论述：“为史者，明不顾刑辟，幽不见神怪，若梗避其间，其书可烧也。”所以，古人对班固撰《汉书》“不敢列张”陈汤于“酷吏”行列而成为“终古遗憾”。二是撰写地方志乘，必须“是非求实不顾仇怨”。王皞以乾隆李世熊修《宁化县志》为例，说明志乘编修的重要原则。李世熊，明末清初学者。清兵入闽后，李隐居山间，其斋称但月，号寒支道人。他绝迹官府，著书立说。83岁时，编修《宁化县志》七卷，40万字，被后人奉为名志。清乾隆时，“统评通国县志”，《金坛县志》居首，《宁化县志》次之。但在王皞看来，《金坛县志》“笔墨精妙”，而“是非出入兼通方志”，则《宁化县志》可“傲视”《金坛县志》。三是丰顺县“自乾隆二年未开前至明清之交及近五十年前所志豪家事多不实不尽，寒素贞淑则掩没不见”。有鉴于此，王皞谦称自己没有李世熊修《宁化县志》那样“削而正之笔而补之”，而“辞疏点检”也叹自己没有像尤西堂修《金坛县志》那样“以修饰之”功力，深感自己不能信任。但王皞也没有因此推辞了事，而是与二三君子谈及“前邑宰张君曾与诸君子拟续邑志，旋以军事致辍”，“然此事亟须继办，若复迟迟，则文献掌故日即沦胥，而阐幽发潜愈难言矣”。深感到续修邑志是有迫切性的。

曲直不可 只能辞弃

虽“举族一遭驱逐”的阴影仍深深印在脑海中，王皞还是牵挂着续修邑志这件事的，他在《辞修邑志书》中接着说：“苟有志图此，则金、宁二志应备以资矩矱”。但由于“鼎革时举族一遭驱逐”，家藏群书“再遭洗劫”，《金坛县志》和《宁化县志》也“已随群书失矣”。作为修志参照的名志既已丢失。他又发自内心地说：“今诸君鼎力图此，洵吾邑之幸，乃谬属于予。”而“直笔不得，曲笔不可，非特无此才识，也已一再思维”，只得推辞。最后，王皞又说：“自鼎革后，已忝为邑人，人非凉血，安忍漠然……义无袖手。”他建议在修志完成后，请推迟刊印，让他一读，如遇有出入处，当效“千虑一得之知”，为续修邑志尽微薄之力。字字句句，透露出一位旧时文人独特的文化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