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省汕头市，我看到蔡楚生的几幅书法，一是写给孩子小云的手札：“小云：这个集子颇具诗情画意，可借你作为在文艺上如何运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容与中国传统的民族形式相结合的学习参考之用。爸爸。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于广州”；一是1947年写的书法条幅：“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台风在远处盘旋，汕头的夏天清爽怡人。上午，我们步入位于汕头市金平区安平路的郑正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仰首瞻望，被蔡楚生的书法深深吸引，仿佛看到“潮籍影人”中国进步电影先驱蔡楚生在中国电影初创时期作出的卓越贡献。

蔡楚生的毛笔字印证了他人生之路的攀援与突围。作为仅上过几年私塾的乡村青年，蔡楚生在汕头一家杂货店当学徒，但他不甘于现状，收工后自学苦读，谋划着自己的未来。

我在博物馆大门口看到“集成发绸庄”五个字，原来博物馆的前身是汕头的商行。作为杂货店的学徒，“集成发绸庄”是蔡楚生经常进出的地方。从杂货店学徒到杰出的电影导演，此间的桥段该是何等的悬念迭出啊。进入博物馆，我像看电影一般，欣赏墙壁上一帧帧“画面”，一段段“台词”。

汕头，是蔡楚生梦想开始的地方。他一边自学文学，练习写文章，一边加入汕头店员工会，体察复杂人生。因观看汕头进业白话剧社的演出，他萌发了戏剧创作的欲望，写了滑稽短剧《呆运》，落墨于人和彩票的关系，嘲讽不劳而获的投机心理。《呆运》搬上舞台后，引起观众的共鸣。蔡楚生也赢得了声名。1927年，潮籍电影导演陈天到汕头拍电影，选中《呆运》进行拍摄。蔡楚生积极配合导演，不仅出演配角，还默默学习导演技巧。

我走近蔡楚生的半身塑像，脸颊清癯，五官端正，目光中透露着一位电影导演丰富的心灵世界。我久久与塑像对视，仿佛看到了他从汕头到上海的艰难路程。

1927年，年仅21岁的蔡楚生来到上海，进入“华剧影片公司”当场记、临时演员、美工等，他把任何工作都视为学习的机会，久而久之，他掌握了导演工作的要领。于是，他推开了著名电影导演郑正秋的家门，坦诚相求，自己就是为当电影导演而来。我想，郑正秋被眼前的潮籍小老乡感动了。是的，潮籍人生来就是一种不满现状、有诗和远方的人。郑正秋自然要帮助他。

我曾在上海电影博物馆看到郑正秋与蔡楚生的塑像，郑正秋坐在片场，手指远方。站在身旁的蔡楚生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听郑正秋讲电影，说戏，听得如痴如醉。潮籍影人之间的信任与帮助，塑像诠释得如丝如缕。

郑正秋推荐蔡楚生到“明星影片公司”工作，协助拍摄《战地小同胞》《桃花湖》等电影。1932年，蔡楚生拍摄了自己的最早两部电影《南国之春》和《粉红色的梦》。也是这一年，他与孙瑜等人合作拍摄了抗日剧情剧《共赴国难》。1934年，蔡楚生拍摄了震惊影坛的《渔光曲》，电影连续上映84天，反响强烈。《渔光曲》在莫斯科电影节获得“荣誉奖”，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

1935年，郑正秋去世。擦干眼泪的蔡楚生在短短几年时间拍摄了《迷途的羔羊》等影片。抗日战争胜利后，蔡楚生回到上海，1947年，他与郑君里合作执导了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1949年之前，蔡楚生拍摄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渔光曲》《都会的早晨》和郑正秋拍摄的《姊妹花》是最具市场价值的影片。可见潮籍人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的丰功伟绩。

郑正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也是潮籍影人史料馆。郑正秋、蔡楚生、陈波儿等人以他们别具一格的才华，擦亮了中国电影的天空。他们有胆有识、有情有义，他们有人生理想，他们敢为天下先，用电影艺术的形象讴歌光明、鞭挞罪恶，以电影艺术的语言，讲故事、明道理。

离开汕头前夕，我再次来到郑正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在那些有温度的图片、塑像、海报和电影设备与道具前缓缓经过。我经过的不仅是电影博物馆的独有时空，也是中国电影的真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