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澄海区隆都镇前埔村许氏家庙后边，坐落着数座“老厝”，既各自独立，又连成一片，楼房高低起伏，巷道迂回曲折，三个巷口门都冠名“余庆里”。村中耆老告诉笔者，“余庆里”系泰国华侨许必济及其子孙先后建于故里的侨宅群。许必济被人们称为“尼船主”，在清末民初曾叱咤船运业和侨批业，与陈慈黉之父陈焕荣齐名。

行走于一座座浸透着百年岁月的大宅间，古老村落昔日的繁华旧梦仿佛又在眼前。盛夏的一天，笔者一行走进“余庆里”，探寻深邃古朴的历史遗存背后的故事。

侨宅探寻

“大夫第”规模最大

“荔邨”是书斋亦是批局所在地

当天，这位耆老并没有立即引导笔者进入“余庆里”，而是带到许家祖宅。

耆老说，许必济家族之所以能够发迹、兴建“余庆里”，祖宅就是发祥地。许家祖宅位于东畔池旁边“怀省公祠”后狮爷巷中，是一落“五间过”走龙虎门的老宅子。宅屋长20米，宽10米。公厅祖龛正中间供奉着两尊妈祖神像。耆老讲述的妈祖不是一般的神像，而是光绪六年（1880）许必济在朝鲜遇海难时得以救命的恩主，世代供奉，未曾变动过。

走出祖宅左转从巷道走过六七米，右边又是一座大宅，此处是许必济的“老批馆”——“泰万昌批局”所在地，成立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是隆都最早期的批局。

离开老批馆绕过东畔池，从池边“憩可”间馆的后巷一直往里走，便见一门楼上写着“余庆里”三个字，这就是第一道“余庆里”栅门。走进大门，左边中间门楼便是“双合楼”，是一座双“五间过”二层洋楼的四合院，这是许必济的四子许志时于民国十一年（1922）建造的宅第。

离开“双合楼”顺着“余庆里”的巷道走到尽头，有一小门叫做“亨行”，这是通往“泰万昌”新批馆的巷道，该巷道为“余庆里”各座大宅之间来往的共同通道。“亨行”门往前15米处，有一幢双层水泥结构单间的“更楼”。更楼前面通巷到了尽头就是第二道“余庆里”栅门，而更楼对面则是“西园筱筑”。

“西园筱筑”是许必济于清光绪中期建造，是“余庆里”建得最早的宅第。这座“五间过”双层楼房约200平方米，楼层偏低。陪同走访的前埔村党委书记许创辉笑着说：“这是许必济家族的发财厝。”

与“西园筱筑”紧靠的是一座四点金带双背剑加双如意门楼的大宅。是许必济于光绪辛丑年（1901）建造的“大夫第”，全宅共计51间，也是“余庆里”规模最大的宅第。据屋主琛兄介绍：“当年伯祖许少锋兄弟便住在上厅龙畔大房中，而叔祖许少篪兄弟则住在虎畔二房。”

“大夫第”北如意门楼对面，便是“泰万昌批局”的新批馆，也叫“荔邨”书斋。这是一座“三间过”的四合院格局建筑，大门上的灰塑“荔邨”二字痕迹已经难于辨认，但民国风格的窗框灰塑依然靓丽如新。穿过“荔邨”下厅通往内天井，耸立一四垂亭。进入东庑，可见一假山立于金鱼池上，太湖石上小道迂回曲折。惜乎假山景观已废置多时，面目全非。从主人的介绍中得知，“荔邨”当年既是休闲读书和“私家会所”合一的雅致书斋，也是许必济家族经营“泰万昌批局”的投递运营之地。

许创辉告诉笔者，“荔邨”和“西园筱筑”的名字充满诗情画意，在村里名气大，村民习惯以“荔邨”或“西园”代称“余庆里”。

“广萃华堂”中西合璧

双层洋楼最迟建造也最精细

由“大夫第”南如意门右转进入巷道，尽头处便是第三道“余庆里”栅门。

在巷道中间，有一座“下山虎”布局的双层小洋楼，坐南朝北。门楼匾额原本灰塑“广萃华堂”四个楷字，虽然受损严重但依稀可辨。门楼使用洋瓷砖镶嵌正面墙中肚和马面墙中肚，顶肚和裙肚则采用传统的“加冠晋禄”图和“地牛腿”，是早期的中西合璧产物。

走进门楼，可见楼房层高明显高于“西园筱筑”，材料选取也比“大夫第”等宅第精细多了。虎畔花厅是厨房，龙畔花厅为梯间，楼梯通往二楼。二楼梯口花厅设更丁守更点，此处开窗门，更丁可以从窗外的“余庆里”栅门顶屋脊，通向“大夫第”和“西园筱筑”“荔邨”以及“双合楼”屋顶，开展夜间巡防守更，以策安全。

屋主琛兄说：“当年曾祖母（许少锋的母亲）考虑到家族人口日益增多，‘大夫第’里的房屋已经不够居住，特别是南洋子孙结伴回籍时住宿更加紧张，加上旧宅的卫生条件比不上大城市。于是曾祖母便向高祖父必济公申请建造这一座新楼，以供家人回籍住宿。”

华侨故事

白手起家，从童工杂役到红头船主

许必济（1846-1927年），乳名“阿尼”，出身农耕世家。

咸丰三年（1853）开始，前埔葫芦塅堤坝连年崩决，农田严重失收。咸丰五年至七年连年闹饥荒，民不聊生。少年许必济被迫随族人前往樟林港，在船行做杂工，时而随师傅下船修补，慢慢熟悉船舶的操控技能。后来下船工作，随雇主出洋运输，又在船上学习货运和线路的相关知识，掌握大量的水文天气常识。

其时的船工水手皆有私人带货的习惯，许必济从业数年后，从工钱和带货营利中获得一些积蓄。光绪四年（1877），得知东家有意转卖部分船只，许必济遂回乡求助于叔伯兄弟，凑足银两向东家购买了旧船。从此，他带领乡邻吴丁、吴程兄弟、陈保等船友，组建自己的船队经营船运业，跻身樟林埠船主行列之中。按当年船运规矩，船工可分配带货仓位，于是有些工坊掌柜为了能多装几担货物也上船当船工同行。就像吴丁兄弟，其实就是前沟合施泰糖房的掌柜。他们随许必济的红头船南北运输，从潮汕出发，南下广府到中南半岛，北上宁波、营口、朝鲜、日本，终年往返进行经营。

创业艰难，遭遇海难漂流到朝鲜

创业之路并非坦途，海上谋生更是难上加难。

光绪六年（1880），许必济执掌船队从汕头出发，到达暹罗后，载客18人于5月4日返航回国，在抵达山东烟台卖出货物后，再收购货物，驶往营口，又购进大豆等。9月29日折返汕头时，在渤海湾遭遇飓风，母船破损沉没，他们只好乘坐船上备用的小船在海上漂流，最后漂到朝鲜忠清南道庇仁县。得救后按照朝鲜王朝的措施，由陆路途经首尔、义州，返回中国。

由于许必济商船载有外国客商，朝鲜备边司官员感到很奇怪，就对他们进行详细询问，包括姓名、年龄、起始相距里数、所经海面漂泊天数，有无淹死与害病之人等。这一事件被详细记录在李氏王朝《备边司誊录》高宗十七年庚午（清光绪六年，1880）条目上，也进入众多学者研究课题中。

从《备边司誊录》记载可知，当时船长许必济年龄34岁，船员多在20至30多岁之间。记录中提及的许必济船，在营口购买了黄豆、红参，准备回广东潮州贩卖。

许必济船上还搭载了暹罗客商的两名女眷。清朝时期，在中国南北方海船中，女子上船是禁忌。所以，从事海丝研究的学者袁晓春在《东亚史料中的明清海商》一文中大加赞赏：“在广船中却允许外国客商的家眷、孩子，常年随船贸易居住，不能不让人佩服广船船商与船员敢于打破行船禁忌的勇气。”

发展迅猛，暹罗香港创立多个商号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大难过后，许必济与吴家兄弟回到暹罗曼谷，重振家业，扬起风帆再度运营。吴丁在曼谷开办“吴记珠璇行”，其后吴、许两家结为姻亲。许必济则创投“泰万昌行”“炳隆昌行”等商行，专业运营南洋峇货至香港、汕头销售，同时经营侨批汇兑银信行业。还在香港创办“泰顺昌行”，在汕头创办“泰怡昌行”，在家乡开办“泰万昌批局”投递站。许氏海内外船运业、各商行运营购销、银信汇兑发展迅猛，事业蒸蒸日上，成为当时潮汕三大船主之一。

在外发财致富的许必济时时惦记着回家建造新家园，为父母、妻儿带去美满幸福的生活。于是建造了“西园筱筑”之后，又建造“大夫第”等一系列大宅。

桑梓情深，侨居地开办华文学校

在东南亚登上商界“光明顶”的许必济，一直念念不忘幼时家乡连年受灾的情况。家乡农田地处堤防险要地段，涝则堤崩稻田受毁，旱则干裂颗粒无收，乡民生计难安。光绪三十年（1904），为了改造农田耕种条件，他出巨资向饶平县令抵押担保，带领乡绅，恳请县令批准在前埔乡堤段加固堤防，开筑前埔涵引韩江水灌溉农田，使其乡300多亩农田得以受益，其义举深获乡民称赞。

光绪三十一年（1905），许必济又资助隆都诚正学堂。

1916年，许必济与二哥丰、陈立梅等在曼谷创建华文学校——培英、新民、联合、中华学校等等，使旅泰侨胞子女得以有机会学习中华文化。

1920年，潮安县苏寨潭头崩堤，许必济捐巨款救灾，潮安县长赠匾“拯溺为怀”褒奖。

两代协力，募集巨资回家乡赈灾

许必济有四子，共八孙三十多名曾孙，都有一定的成就。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长孙许少锋。

许少锋（1899-1979年），系许必济的长房长孙，其父许兴美不幸早亡。留守家乡的许少锋虽少年失怙，但非常勤奋，用心好学，祖父许必济器爱有加。为了让下一代能顺利接手家族，许少锋读完私塾后，许必济便把他接到曼谷继续深造，毕业后则开始让他打理家族生意。随着年龄渐大，许少锋将“泰万昌”号经营得风生水起，连续增设各地投递站，又出任暹罗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在曼谷积极参加各大组织，在祖国和家乡做慈善事业，被推选为暹罗中华总商会常务委员。1918年，秋隆堤围崩溃，许少锋出巨资赈济，“少锋爷”称谓名震中泰。

1922年8月2日，“八二”风灾信息传到曼谷，许必济闻讯后即时会同各侨领倡议成立“暹罗潮汕飓风海潮赈灾会”，向全泰侨胞募捐救灾款。后侨团推选委托许少锋带赈灾巨款25万铢（计白银3790千克）回汕头，分别以施赠衣服、筹助耕牛、修复和修筑各处堤坝等诸多方式进行赈灾，家乡民众赠匾“惠及灾黎”表达谢意。1931年，许少锋还领衔在汕头市区韩堤路建赈灾纪念亭（俗称八角亭，后改名丰哉亭），并撰写了碑记。两代人同心协力为家乡赈灾的义举，一时传为佳话。

许少锋一生对中泰的公益、慈善、文化事业等做出不少的贡献，受到泰王嘉奖，封赐皇家园地给许少锋建萍南公馆，以表彰其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