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人的文化素质的形成与文化的氛围（山川名胜、人文传说等）有直接的关系。

　　潮州（指古潮州，包括现在的潮汕地区）地处亚热带，南濒大海，气候宜人，地貌以平原丘陵为主。清淑的山川气候孕育了和乐淳美的民性风俗。秦汉两代，秦皇南征军众和汉帝平越大军曾至这“百越蛮荒”居留；西晋永嘉之乱后，又有大量中原士民成批移居潮地，这样，潮州原有的越、畲、俚、僚等少数民族逐渐为中原南下汉人同化，中州华夏繁衍盛区的衣冠望族带来了温谦知礼的嘉风雅范，遂使“潮虽小民，也知讲礼义”（苏轼《与吴子野》)。因此，应该说潮人在其总体素质上是具有炎黄文化气韵的。古潮州是“接伊洛之渊源”，才“开海滨之邹鲁”（此联句见自福建泉州开元寺后石碑），是一个源于邹鲁又异于邹鲁，独具岭海又兼有旧邦的岭海文化的氛围。

　　那么，韩愈对于这种岭海文化氛围的形成，是不是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呢？

　　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潮州在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建立义安郡之后，就已成为粤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入唐以后更加发展，如农业已相当发达，作为全国大州郡之一，也遵玄宗皇帝圣诏于开元二十六年(738)扩建荔峰寺为开元镇国禅寺，开始汇集佛教经典和地方文物；而且，在韩愈之前，唐大历十四年(779)，有由宰相累谪为潮州刺史的常衮莅潮，唐贞元十二年(796)，有由御史中丞贬任潮州刺史的李宿莅潮，他们“办学校，勤农桑”，也使潮州的经济、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如此等等，都说明潮州在韩愈到来之前，就已具有一定的岭海文化。

　　但岭海文化作为一种氛围得以形成并迁延至今，却应是在韩愈莅潮之后，正如《海阳县志》所言：“潮州，昌黎过纪而后，素有海滨邹鲁之称。”

　　这种岭海文化氛围的真正形成，是在宋代。北宋初期的陈尧佐最早提及与今天名字相同的西湖山(见《游湖山》)，也是他最早将潮州山水附上韩姓，他有一首叫《韩山》的诗可以为证。此后，除了直接与韩愈有关的韩祠、苏碑、韩木、灵山留衣亭之外，潮州的山川古迹，也大多冠上与韩愈有关的名字，如笔架山改为韩山，恶溪改为韩江，广济桥称为湘子桥，还有昌黎路、昌黎小学、景韩亭、叩齿庵、竹竿山等，围绕韩愈的人化了的自然环境亦即岭海文化的氛围，在陈尧佐之后渐次形成。

　　为了明了这种氛围的形成及其影响，这里列举几首韩愈以后历代名人有关潮汕的诗词：

　　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乡。

　　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

　　——宋·陈尧佐《送王生及第归潮阳》

　　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

　　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

　　——宋·周敦颐《题大颠堂壁》

　　过桥寻胜迹，徙倚夕阳隈。绿水迎潮去，青山抱郭来。

　　文章随代起，烟瘴几时开。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菜。

　　——清·吴兴祚《题韩祠诗》

　　这些回环在字里行间的韩山韩水，具有深远旷缈的历史感和蕴藉亲切的乡土感。这些充盈着韩山韩水钟灵之气的诗文，引发读者体味中国传统文化那淳厚的气息，于幽思冥想之后滋生一种自豪而又儒雅的心态；而那时时处处可登临赏览的韩祠、苏碑、鳄渡、留衣亭等胜迹，它们或古雅端方，或质朴凝重，或其水浩浩，或其亭翼然，都流荡着韩愈以及与他相关的苏轼、大颠那“文章浩瀚雄千古”的翰墨之香，也会令人于瞻顾流连之际，萌生一种崇高而又虔诚的心态。正是这种种崇高而虔诚、自豪而儒雅的心态的长期浸濡，才使得一代又一代的潮人逐渐具备了自尊、自重、坦诚、沉静、文雅、专注等优良的秉性气质和文化素质，而这又集中体现为潮州地域上自唐宋以来“才人济济，文士跄跄”的独特的文化现象。

　　但还应看到，这些潮人文化素质的形成，单单依靠岭海文化氛围的熏陶，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能够感受这种文化氛围的，还必须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

　　因此，我们在谈论潮人素质的形成条件时，一定不能忘记韩愈莅潮的一桩最大功劳——兴学。

　　韩愈的莅潮兴学，用当今的语言来说，就是“整顿乡校，振兴教育”，使一度荒寂的乡校教育重获生机。可以说，如果不经过这一“芸芸吾师，乡校立于斯”（韩师《城南校歌》）的“整顿”和“振兴”的阶段，如果没有韩愈的教育思想和教材、教员等等一整套成形的教育制度的确立和沿用，潮州的教育事业就会是另外一种面目。从这一意义上说，韩愈对潮州的教育事业是作出了承先启后、重振学风、重树楷模的贡献。同时韩愈一贯的办学主张及其文集在潮的流布，使其“王化德治”的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并影响了千秋万代。

　　正是韩愈的兴学育才，才使得潮人的素质大大提高，除了以上所说的自尊、自重、坦诚、沉静、文雅、专注等素质外，还应再加上勤学、奋发、进取等等，概言之，即提高了潮人的文化素质，这正是潮人素质的最显著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