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1823-1882），字持静，号雨生、禹生，出生于广东省丰顺县汤坑坪金屋围（原属揭阳蓝田都十图），晚年寓居揭阳榕城。系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风云人物，晚清政治家和军事家，近代四大藏书家之一。历任广东琼州府儒学训导，江西万安、庐陵县令，苏松太道，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福建船政大臣，福建巡抚，总督衔会办海防、节制南洋水师兼理各国事务大臣。

　　从清咸丰七年（1857）至光绪七年（1881），丁日昌为官从政25年。作为一代名宦，在任期间他清正廉洁，励精图治，关心黎庶，政绩斐然，深得百姓爱戴。他为官从政始终遵循勤政爱民的原则。眼见当时吏治腐败，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从整饬吏治入手。他结合当时的形势，向朝廷提出治外与治内相结合，富国强兵与整治吏治相结合的政治主张。他坚决主张“肃吏治以靖其内，修武备以靖其外”“整顿吏治是自强之本，富国强兵是自强之用”。他积极的政治主张得到了清王朝和许多有识之士的赞许与支持。

惩治江苏、福建的贪官污吏

　　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时，经过微服暗访，发现许多州县奢靡之风盛行，许多土豪侵害百姓。为了告诫部属，他亲自撰联张贴在抚衙朱红大柱上：

　　官须呵出，干来若处处瞻顾因循，纵免刑章终造孽；

　　民要持平，待去看个个流离颠沛，忍将膏血入私囊。

　　在江苏、福建任职期间，他处处以身作则，不辞劳苦为民请命，仅用两年时间，处理积案27万多起。据《丰顺县志》载：“每当夜阑秉烛，案牍高可隐人，靡不亲自稽核。每阅到百姓枉屈不伸，或受差凌虐，唏嘘太息，凄然泪下。或见勤政爱民之事，则呼群僚共赏。”面对官场积弊，丁日昌深恶痛绝，曾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闽省吏治日下，官吏以百姓为鱼肉，百姓以官吏为寇仇。”他对贪官污吏非常痛恨，一经发现立即严办，决不姑息。在查处福州船政局贪污渎职案时，他依法斩决案犯文绍荣、沈纯等3人，还向朝廷参奏福州将军兼闽浙总督文煜等一批权贵。此事轰动一时，当时上海《字林西报》做了专题报道：“（丁日昌）常以严彰僚属，去贿弊而饬官风，事无巨细皆亲自度裁，绝不假手于人。”

惩治台湾的贪官污吏

　　1875年和1876年，丁日昌先后二次到台湾巡视（当时台湾属福建省管辖），丁赴台后，眼见贪官横行，民生凋蔽，下决心整饬台湾吏治，经过调查取证之后，仅用二年时间，惩办了知府凌定国、副将周振邦、彰化知县朱干隆等一批贪官污吏。由于丁办事公正严明，铁面无私，深得百姓的爱戴，也因此得罪了一些小人。光绪元年，慈禧在北京接见他时说：“你在江苏，官场恨你，然百姓都感激你，我也知道。”

关心黎庶疾苦，带头抢险救灾

　　丁日昌十分关心黎庶的疾苦。他认识到，民心为海防根本，而吏治又为民心之根本……若不整顿吏治，凝聚民心，仍未免有名无实。为了凝聚民心，既要整顿吏治，又要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他出身寒门，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他在福州巡抚任内，先后发生两次水灾，他都亲临灾区指挥抗洪抢险。1876年6月，闽江暴涨，洪峰冲击福州城，东西南三面水深七八尺，丁日昌亲自率领文武官员冒着暴风雨登城指挥，坚持6天6夜，使城内的数万居民免受洪患涂毒。1877年5月的灾情更严重，丁日昌原本卧病在床，仍不顾部属的极力劝阻，抱病指挥抢险4天4夜，直至病情加剧，口吐鲜血仍不愿回家休息。《字林西报》对此事做了专题报道，称赞他“……抚宪于水甚之际，日夜不辍，亲视各城楼。遇饥民则含泪给食，啼者则含泪以慰……”丁日昌离开福建回家乡养病时，当地父老跪拜送行，依依不舍。1876年至1878年西北秦晋三省数十县郡发生史无前例的大灾荒，百姓流离失所，除饿死和逃荒之外，尚有600万人饥寒交迫，急待救援。其时丁日昌正在揭阳养病，闻讯奔走疾呼，组织各种形式的募捐。由于他带头募捐，许多人深受感动，纷纷慷慨解囊。截至1878年5月，在潮汕各地、省港、新加坡、小吕宋、越南和台湾等地，经他的手募捐的款项达100多万元，列各省之冠，亦开数百年来捐款救灾之先例。

　　丁日昌整顿吏治、关心黎庶百姓的事迹一时传为美谈，他也因此成了一代名宦，留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