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我，正是“三十如狼、四十如虎”的当年之季，读书、著述不知疲劳，应了那句“后生囝气（kui3）力时作时来”（年轻人干活，越干越有劲）的潮汕谚语。那时候，浑身好像有用不完的劲儿，从1990年起就先后在国家级语言学权威学术刊物《中国语文》《民族语文》《方言》等陆续发表论文，还出版了手抄本的《潮汕方言词考释》（与李新魁教授合作，该书后来荣获首届潮汕文化研究成果奖·学术研究类特等奖）。所以，只要有会议征稿，我就撰文参加；有机构编纂丛书，我就送书稿应征。而1992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决定组织专家学者编纂、出版大型丛书，其中有论文集、专著、科普小丛书和文献资料集，这正好为年轻的、渴望成长的我提供了发表论文的园地和出版著作的经费，助我成长，“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我跟“潮汕文库”的关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潮汕文库助我成长”，第二个阶段是“我助潮汕文库发展”。

　　第一个阶段可以用“三个第一”来概括之：为“潮汕文库”编辑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提交了一篇论文；在“潮汕文库”编辑出版的第一批学术著作中出版了《潮汕方言熟语辞典》；在“潮汕文库”编辑出版的第一套科普小丛书中出版了《潮汕方言与普通话》。

　　“潮汕文库”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是《潮汕文化论丛初集》，由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和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合编，主编是汕头大学的杜经国、赵春晨二位教授，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内容基本上是1990年11月中旬在汕头大学召开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潮汕文献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是从参加会议的80多篇论文中择优选编的，里面有饶宗颐教授的宏文，我参加会议的只是一篇关于翁辉东《潮汕方言》文化内涵的小文章。当时《潮学研究》杂志尚未创刊，编辑论文集出版是呈现学术研究成果的最好选择。

　　把潮汕历史文献与潮汕文化置于中国历史文献的学术背景下来展开研究，这是很高的起点。这要归功于饶宗颐教授的指导和杜经国教授的努力。饶宗颐教授一贯认为，潮汕历史文献、潮汕历史文化有不少是具有国家级乃至国际级研究价值的，例如侨批、明本潮州戏文、史志文献等等，用吴南生同志的话说，就是“这些都是稀世珍宝”（《潮汕文库》序）。但由于潮汕本地历史学、文献学研究人才的稀缺，没能把这些珍贵文献的历史文化价值给挖掘出来。幸亏汕头大学来了个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曾任兰州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的杜经国教授，争取来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在汕头举办学术年会的机会。

　　我的第一本方言工具书《潮汕方言熟语辞典》1993年由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是“潮汕文库”策划出版的第一套书之一。由于出版时间较早，虽然在收录词条方面还不充分，但在此后几年，发行量较多，影响力较大。另一本小册子《潮汕方言与普通话》，则是“潮汕文库”策划出版的第一套“潮汕文化小丛书”中的一种，1996年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二个阶段，是我在韩山师范学院工作期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在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与暨南大学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潮汕文化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分成“潮汕典籍”和“潮汕研究”两个大类，后一类由黄挺教授和我合作主编。根据韩山师范学院的潮学研究力量，我们先后编辑出版社了梅大圣《选堂诗词全注》、陈伟的《饶宗颐绝句选注》和《饶宗颐辞赋骈文笺注》、黄挺的《潮汕史简编》、李宏新的《潮汕华侨史》和林朝虹、林伦伦的《潮汕方言歌谣研究》等著作。

　　一直到我卸任韩师院长调动到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潮汕研究”丛书还在继续出版。这批著作，可以说是高质量的。关于饶学研究的3本著作，得到饶公的较高评价，尤其是梅大圣教授《选堂诗词全注》，出版前我将书稿呈奉饶公审阅，饶公批阅后高度赞赏，欣然为其题签书名。而黄挺教授的《潮汕史简编》和李宏新的《潮汕华侨史》，则是在潮汕史领域的杰作，成为读者了解潮汕历史方面的必读文献。

　　如果说，年轻的时候，是“潮汕文库”给我这棵渴望成长的幼苗提供了阳光灿烂、水够肥足的园地；那么，当我成长了的时候，我为“潮汕文库”这个学术园地做了一些育林浇花的工作，这也算是一种感恩反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