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文库》是伴随着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而产生的。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是1991年11月正式成立的。而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与《潮汕文库》的出版，最初的动因都是为了“抢救潮汕文献”。

　　早在1990年6月，《汕头日报》就有过“抢救潮汕文献”的讨论，最早提出的是吴颖先生，他率先撰文呼吁“抢救潮汕文献”，指出“弘扬潮人文化，第一步的基础性工作是潮汕文献的整理出版”，“潮汕解放已经40年了，但这方面的工作至今还是空白”。（《汕头日报》1990年6月22日）此文在汕头文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得到广泛支持，《汕头日报》连续刊载了一组响应支持的文章，对“抢救潮汕文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更深入的论证。当时市领导非常重视，组织专家进行了多场论证。这才有稍后的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和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先后成立，这两个中心早期的合作相当紧密。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首批研究课题，主题便是有关“抢救潮汕文献”。笔者当时在汕头大学工作，也参与承担首批课题。首批共有4个课题：第一个《翁万达集》整理校点，由北师大的朱仲玉和中心的吴奎信两位先生承担；第二个《潮州诗萃》整理校点，由汕大的吴颖与中心的蔡起贤两位先生承担；第三个《蓝鼎元论潮文集》的辑选校注，由中心的郑焕隆先生承担；第四个《韩江闻见录》整理校点，由笔者承担。这4个课题是《潮汕文库》最早的出版项目。这是笔者早期参与《潮汕文库》的第一项工作。

　　我承担的《韩江闻见录》因内容相对较少，最先完成交稿，由于其中有些内容涉及方言古字，排版较难，故出版时间反而后于《翁万达集》。正当此书出版之中，家父吴颖因病辞世，当时中心学术委领导杜经国和隗芾两位先生都曾找我商量，由我接着承担原家父承担的《潮州诗萃》整理校点项目，仍与蔡起贤老合作。我觉得责无旁贷，便慢慢干起来。我查阅校对了海量资料，有时候到潮州、揭阳等地的博物馆、图书馆一蹲就是十天半月。总共花了约三四年时间，终于把这部百余万字的诗歌巨编整理校点完成并交付出版。期间的艰难和曲折，就不一一叙述了。

　　上述两部文献整理的书籍出版之后，在社会上获得广泛好评。而我个人在整理过程中深度读书，因需要多方寻找资料，读书范围大大扩展，获益匪浅。因工作关系，在高校指导一些学生的毕业论文和相关研究的课题时，发现大学生做课题写论文很少引用原始文献，我问他们为什么不阅读原始文献，回答是原始文献没有标点，读不懂。故此，我萌生再做一部大型文献整理校点的想法，选了《潮州耆旧集》这部明代潮人精英的文章精选集，并很快着手校点。前后大约花了五六年时间，2016年作为《潮汕文库》大型丛书《文献系列》的首册，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5年退休之后，受中心之邀，成为中心一员，正式参加中心的工作，并且被补选为文库的编委副主任，此后更直接参与了文库的各项工作，包括一些选题的决策、论证，以至审稿等工作。我个人与《潮汕文库》的交集，可以说是自始至终的。这三十年，我本人先后在《潮汕文库》出版的书有：

　　《韩江闻见录》（繁体字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潮州诗萃》，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

　　《潮州耆旧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

　　《韩江闻见录》（简体字版），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潮史·潮人·潮文》，2020年。

　　就整个大潮汕来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出版的《潮汕文库》，在“抢救潮汕文献”这个领域，成绩是骄人的，三十年来，文库一直在出版潮汕文献的书籍，无论是校点整理还是影印，从1992年的《翁万达集》，到2020的《汕头近代城市地图集》，每年都有出版，从未间断。而整个大潮汕，据我所知，现存较有价值的文献，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已在我们的文库出版。仅方志一门，文库几未涉及，不是不做，而是潮州市志办这些年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影印整理出版，这一领域，他们几乎也已竭泽而渔。

　　综上所述，中心组织出版的《潮汕文库》，在“抢救潮汕文献”这个领域，应该是贡献巨大，功德无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