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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南澳镇南关  
右营(广东)界址碑
右营(广东)界址碑

  南澳是中华海洋文明的活体博物馆,在建设一带一路和两岸和平统一进程中有着重要的文化启迪作用。

  

  南澳岛是我省唯一一个海岛县,早在8000年前,这里就有人类聚居。上世纪90年代初,南澳县海防史博物馆在南澳发现了象山细小石器遗址、东坑仔新石器晚末期遗址,还在崩山采集到石器、鹿角化石。经专家鉴定,这些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系目前粤东最早的人类遗址,是古代先民海岛活动的印证。

  南澳岛处于韩江出海口之要冲,北回归线穿越而过,南澳岛至台湾高雄猫鼻头之间连线,为南海与东海的地理分界线。南澳港湾众多,地域广阔,扼闽、粤、台三省交界之海域,素有“闽粤咽喉、潮汕屏障”之称。特别是南澳主岛有四山高耸,可避风汛,形成一孤悬海口的航海地标和天然避风港。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南澳成为国际航线之要津和海防重镇,是“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贸易航线的补给港、中继站和中转集散地,被荷兰人称为“好望角”。清同治十三年(1874),设于英国伦敦的国际海上人寿保险机构“万国公司”在南澳航海要冲南澎岛至高点设立航标灯塔及报雾汽笛。旧时,每年三、四月,帆船由南澳入闽向浙,可往日本、朝鲜;八、九月,由南澳入粤,而趋高州、南海,直达南洋群岛。

  元朝在潮州府建立政权后,当局认识到南澳战略地位的极端重要性,曾设兵戍守。然而,戍兵即据而叛,后又徙之戍柘林。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闽粤两省当事上奏,朝廷准建三城于澳境,一在深水澳(即今深澳),一在云盖寺(即今云澳),一在龙眼沙(即今隆澳)。明万历三年(1574),南澳建镇,明神宗颁发《南澳敕》,设副总兵一员,专领其海防事务。后南澳仍为南明统治近40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镇守南澳的军事机关升格为南澳总兵。自此前后三百多年间,戍守南澳的副总兵、总兵共200任,其中不乏能臣勇将,较知名人物有白翰纪、陈璘、郑芝龙、吴光亮、刘永福、萨镇冰等,从而使南海海防有了守卫者,“海上丝绸之路”有了保护神。郑和七下西洋,每次都经南澳洋面,有文字记载停泊南澳岛的就有4次。深澳古城东北侧原有“三保公庙”一座,是民间纪念郑和下西洋船队经南澳而建。该庙内塑有“三保公”像,身披黄色长袍,旁立白马。日军占领南澳时,庙被拆除,但香炉仍存南澳县海防史博物馆。

  南澳岛位于台湾海峡南端喇叭口,是广东省离台湾最近、关系最密切的地方。饶宗颐在《南澳,台湾与大陆间的跳板》一文中说:“郑成功据台时,藉南澳为跳板,进兵江南,潮人随他迁台甚多。”饶老用“台湾与大陆间的跳板”来形容南澳在两岸关系中的地位,既准确又生动。海峡两岸先民在史前就有生产、生活往来和交流。东坑仔出土的南澳先民作为石锤使用的贝类食物加工工具凹石,除南闽地区大量出土外,台北市大岔坑、圆山,桃园县的尖山,苗粟县的苑里瓦窑等30多处均有类似类型的文物出土,这充分显示,海峡两岸的澳、闽、台三地,早在史前就已“陆岛连桥”,有着生产、生活的交流和往来。

  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以南澳、金门、厦门和铜山为据点,在东南沿海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他们不顾朝廷“严禁通洋”的禁令,独操“通洋之利”,招兵买马,开展一系列反清复明斗争。郑成功转赴厦门直到收复台湾后,南澳仍然是他驻兵、操练的主要根据地。施琅收复台湾也以南澳为据点。至今,南澳仍存有“郑芝龙坊”“郑成功问神处”“招兵树”“国姓井”“施将军祠”等文化遗存。

  随着清政府对台湾管治纳入正轨,在台湾设一府三县,同时裁厦门总兵,并中、左、右三营官兵为南澳镇。朝廷规定戍台、澎之兵,皆由闽粤官兵派驻,三年一更,称“班兵”。“班兵制”历211年之久。甲午战争爆发,南澳总兵刘永福、吴光亮先后奉命招兵开赴台湾,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现南澳岛吴平寨东,仍存有清道光至同治年间戍台、澎牺牲班兵墓199座。这些戍台班兵是参与追捕盗匪、投入开山抚番战争、抵御外侮,为保卫伟大祖国神圣领土而捐躯者。

  南澳人在上述历次赴台征战和与台湾人民的交往中,前往台湾定居者为数不少,迁台南澳人达数万人。台湾高雄市有南澳同乡会,恒春市有“大南澳街”“小南澳街”“南澳营”和“南澳山”。这些以南澳命名的台湾地名,都是南澳迁台先人的聚居地。

  由此观之,南澳在海峡两岸关系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南澳县虽偏处一隅,但却处于韩江出海口和漳潮海面之要冲处,可粤可闽,可进可退,“广捕之急则奔闽,闽捕之急则奔广”,为明代海寇海商提供庇护地,成为“东西洋和公海上贸易的中继站”和海上贸易自由港。

  南澳的海上贸易,与我国传统由市舶司管理的形式有着明显不同,它并非政府指定的贸易港口,而是民间海上贸易,乃至是以货换货的简单交换。每年“定期于四月终至,五月终去,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其交易乃搭棚于此,铺板而陈所置之货。”有的“倭夷”常乘小舟,到潮州广济桥,接买货财,往来南澳。有的海商还在岛上设立固定的场所和商店,进行经常性的贸易。曾经横扫台湾海峡和南海的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凤等,都曾占据南澳,并以此作为贸易基地,为他们的海上活动提供经济支持。

  历经数千年的沉积,南澳岛有着丰富的中华海洋文化遗存和活态的海洋文化。近年文物调查,南澳海域出水过唐越窑玉璧底碗、唐代碗残件、宋酱釉黄釉堆双龙提梁壶,还有宋代来往船只在南澳取水的石刻、“港规碑记”、示禁扰民碑、“闽粤南澳总镇府”牌匾、“军民府校准”米斗、宋帝小朝廷驻南澳遗址、外国船员墓葬等等。

  特别是“南澳一号”古沉船的发现和水下考古的发掘,打捞出近三万件文物和类似郑和“宝船”“册封船”等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其学术价值的多样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加上省考古所在“南澳一号”沉船附近海域发现的“南澳二号”宋代沉船,可见,南澳的地上和海底文物是十分丰富的。

  尤为可贵的是,目前南澳渔民仍保留着海上捕捞和海上养殖业,南澳渔民与海相依为命的经验,为服务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更显得十分难得。南澳人景仰海上保护神、敬奉武帝、敬畏自然、驾驭海洋、崇德尚武等朴素的人文精神,有待我们去展示和总结。

  如上所述,南澳是中华海洋文明的活体博物馆,在建设一带一路和两岸和平统一进程中,有着重要的文化启迪作用。

作者:陈汉初 编辑:李泽华 发表日期:2022年01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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