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初勤

　　林义顺祖籍广东澄海，是新加坡当地一位颇有成就的实业家。他经商有方，且慷慨助人，加之精明能干、善于交际，兼通英文，因此，深得孙中山的器重。孙中山数度赴新加坡发动革命宣传，主要由林义顺负责接待。在接触过程中，林义顺不仅为孙中山及其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救国思想所折服，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匡时济世、死而后已的庄重承诺。

　　1906年2月，孙中山再度抵达狮城。他此次前来的目的有二：一是相机建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在南洋华人中进一步宣传民主共和思想，使更多的人投身于反清斗争；二是筹划在国内某一合适地点发动一次武装起义，以武力的形式唤醒当时尚处于浑噩状态的民众。奔走、发动、宣传、筹款、暴动、起义……似乎已成了孙中山这一阶段经常提到的话题。

　　1906年刚成立的新加坡同盟会分会仅有14人，至次年春，会员已发展到400余人。更重要的是，这些新发展的会员不少还直接参与了是年由孙中山发起，海外华侨积极参与的丁未潮州黄冈起义。在起义中，林义顺与新加坡的同志几乎负担了全部经费。起义失败后，起义军副司令余既成和部分将士流亡香港，被港英当局扣留，林义顺通过各种关系设法进行营救并最终使其获释。对于流亡新加坡的革命党人，林义顺来者不拒，他的商行“通美行”热情地接待着诸如胡汉民、汪精卫、居正、陶成章、李烈钧、陈炯明、黄兴等革命人士，是时，林义顺被世人誉为“孟尝遗风”。

　　自1906年黄冈起义的那一枪开始，至1907年广西镇南关起义、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1911年10月武昌起义、1918年云南河口起义等，孙中山所领导的数次武装起义，都活跃着林义顺的身影。他或在后方为革命党尽力筹款，或当起义失败时为营救革命将士而四处奔走，甚至于孙中山在南京设立民国政府时，他还与陈嘉庚、蚁光炎等侨商筹集巨款，直接汇济新生的民国政府。1912年，孙中山为表彰林义顺对共和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特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给他颁发“旌义状”。

　　对于新生的革命政府，林义顺极力襄助。1915年云南反袁独立，林义顺为护国军唐继尧部筹款60余万元，国民政府授予其“拥护共和一等奖章”。1916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林义顺被聘为大元帅府参议；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临时政府大元帅，林义顺为大本营参议；1920年，孙中山命令援闽粤军回师讨伐驱逐滇桂军阀时，林义顺在海外为该军筹集军饷30多万元……

　　或许，枯燥乏味的数字并不能具备多少说服力。我们只是希望通过这些粗略的数字，看到数字背后到底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换个角度讲，林义顺作为一介商人，他是出于什么样的思想，基于什么样的认识才能拥有如此长久而又坚定的信念？纵观林义顺的一生，他于民主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精力之余，如果从商人的角度，他的付出可以视为一种毫无保障的“投资”；如果从名誉方面考虑，以林义顺当年对革命的贡献，相信他只要一个暗示，作为孙中山和新诞生的民国政府一定会言听计从；各种资料所记录的关于林义顺的评价总少不了“精明能干，善于交际”这样的定语，那么，一个精明强干且在社会上如鱼得水的风云人物，他拥有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境界呢？

　　如果说林义顺多次无偿襄助孙中山干革命，那是他对于一种新主义、新前景的建设寄予了希望。那么，下边的另一组数字，又体现了他一种什么样的家国情怀呢？1918年天津大水灾，1922年潮汕“八·二”大风灾，1929年华北晋、绥、察、冀、豫、陕、甘七省大旱灾，林义顺屡次发动海外华侨捐资献物，甚至自发组织救援车队奔赴灾区。特别是1931年他遍历西北诸省考察之后，详细拟订了一个开发西北的计划，呈献给南京国民政府，希望能通过集资开发西北，振兴实业，达到富国自强的愿望。考察计划一度被南京的官僚弃之抽屉。林义顺又通过私人关系找到时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的汪精卫，希望通过政府出面进行统筹，至于资金方面，他“可发动海外广大侨胞出钱出力……盖海内炎黄，环宇同亲，尽可使资力必需，南北互通，东西共赢，则国富民强，指日可待也”。

　　通过同志的共同努力达到环宇同亲，国富民强，正是林义顺毕生的愿望。他的一腔强国梦想并没有在这些高官那里得到实现，相反，次年4月，林义顺一度引为同志的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在面对日本侵占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和制造“一·二八”上海事变等事关国运民生的大是大非面前，仅表决为“对日交涉”，却把重点放在全力发动内战方面。面对这种置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于不顾，是非颠倒、顽冥不化的昏昧决策，林义顺痛心疾首，忧思成疾。

　　1936年3月20日，林义顺因胃病复发在上海宝隆医院不治而逝，享年58岁。